（一）文化融通

文化是非常广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解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随着对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文化热的几起几落，学者们对“文化”定义的分歧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泰勒（1871）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许多社会科学家，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法和思维对文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而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学派。如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46）认为：“文化是指那一样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并且包括社会组织。”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烘教授认为文化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既包含显行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无论对“文化”定义有着何种不同的理解，学者们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在正常环境下的互动与磨合最终会导致协调与共生（梁培林，蒋玉莲，2017），都不否认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往活动，它有助于扩大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范围，拓展本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韦莉娜，唐锡海，2012）。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文化融通，其可以促进文化融通，形成文化认同。文化融通是指民族文化等文化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其传统文化为基础，同时根据时代特征和自身需要，认识、尊重、理解、认可、吸收以及消化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郭映珍，刘庆，2019）。“文化融通”及不同种类的文化相互吸收和结合，最终将会形成一种新型文化的渐进过程（张立鹏，2009）。文化融通是经济商贸交流的最终目标、产业优化升级的必经阶段，若想要实现文化融通就必须找准优势（刘鹤，郭凤志，2017）。在现实性上，文化融通的空间向度包括空间承载、空间演进、空间叙事这三个方面（苏泽宇，2016）。在分类上，文化融通可以分为个体文化融通、企业文化融通、民族文化融通和国家民族融通这四类（郭映珍，刘庆，2019）。

在个体文化融通中，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成员，个体的社会关系和个体生活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不同的个体的社会生活、文化、政治背景均不同，因此其所形成的文化理念也不同；在个体的社会交往中，个体以个人的身份通过语言、符号、行为、外在物等要素进行交流，经过不断交流的磨合，最终逐渐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理念。在企业文化融通中，企业作为国家的组织结构，在现代化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个体不同的文化理念类似，不同的企业在物质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等层面以及企业的品质、服务、营销管理、广告等方面均具有不同的文化理念。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进行合作交流前首先需要了解对方的企业文化，然后才考虑是否能产生合作的可能性。在民族文化融通中，民族文化需要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结合国情和时代特征，融汇其他优秀的民族文化，尊重并平等看待其他民族文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且民族文化的融通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文化融通，还表现为不同国家间民族文化的相互尊重、认识、理解和融通。在国家文化融通中，国家文化融通不同于个体、企业以及民族文化融通，它是以国家为主要推动力，实现国家间的文化融通，主要表现在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文化准则以及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国家文化融通也可以理解为是某国对他国在发展战略、发展意图、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相互尊重、认识、信任、参与，从而形成国家间的认同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国家间的合作和发展。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文化差异的融通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文化融通，首先要研究国家间文化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共有60多个，人口共40多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在，宗教信仰繁多，价值观不同、语言不同、利益不同、信仰等多方面不同，无法避免冲突和矛盾（李世华，2016）。总体说来，国家间文化差异是由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和现代化这三个维度引起的（杨颖，王保庆，2019）。我们必须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和掌握各国的社交礼仪等，并根据各国风险情况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情和投资机会，尽可能地规避各种各样的风险。

为实现这些文化差异的文化融通，可以实施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提前认识文化冲突，做好应对对策。引起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很多，因此民族文化种类也多种多样，而要实现文化融通的前提要求就是正确认识这些文化差异（刘诗琪，杨丽，2019）。其次，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和理解。这种沟通和理解需要政府帮助建立丰富的知识储备，不仅需要从自身角度考虑，更多的还需要从对方角度考虑，加强双方互动、双向沟通，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格局（梁海明，2016）。再次，完善文化交流机制。建立专门性文化交流机制的第三方平台，这种第三方平台是公平正义的宝座，不仅有利于保障沿线各文化主体的利益，而且还有助于缓解各国带来的文化交往的压力（杨萍，2018）。最后，建立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合作制度框架，形成价值共同体。基于实现民族繁荣和富强的共同愿望，凝聚“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的价值共识，传承、重塑丝路精神（王芳，2018）。

（二）港口城市(www.daowen.com)

港口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是港口和城市的综合体，其演化发展过程体现了城市和辖区内港口相互需求、相互制约的关系（傅萌，霍伟，2019）。这种港口和城市的综合体，在发展上有着独特的优势—— 港口为城市所用，城市因港口而兴。纵观全球城市，伦敦、鹿特丹、汉堡、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化大都市，几乎全是港口经济型城市或以港口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港口与其所在的城市经济密不可分，发展相辅相成，港口因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实现其价值，城市又因港口的快速兴盛而崛起（史浩，张玉婷，2018）。港口城市作为连接外向经济的重要通道，在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它是国家或某地区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纽带（汤晓龙，2017）；是亚非欧国家互联互通的区域性核心支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载体（马莉莉，黄光灿，2019）；它在拥有先天优势的地理位置的同时，还拥有较为完善的硬件配置，是各类企业汇集的关键基地，聚集了大量的人流与物流，对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孟庆源，2019）。

当前是全球经济化成为主流的时代，单一而有封闭型发展的港口城市已不存在，而现代化港口城市兴起的势头越来越猛。现代化港口城市是城市类型的一种，它与其他城市存在一定的共性，同时又基于现代化港口体系和临港产业体系而拥有特殊的个性。其中心是以发展工业为主体，利用港口发展海资源产业、深海加工产业以及与港口相关的配套性服务产业（姚闯，2019）。它是港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发达的港口经济、和谐的港城关系是其区别于其他港口城市的重要特征。因此，现代化港口城市应是指那些具有发达经济、较高科技实力，在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拥有发达的、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港口体系城市（陈长江，周威平，2012）。

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发展与世界大格局演变是连在一起的，总的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农业、矿产业开发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准备阶段；二是工业化阶段，该阶段港口城市的工业体系逐步建立，港口城市逐渐成为原料和市场的中心区位、工业中心以及商业中心；三是后工业化阶段，港口城市开始面向海洋和内陆腹地，并在港口工业的基础上，港口城市开始向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以及旅游中心发展，逐步趋向综合一体化（任月红，何介强，2017）。若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港口城市，经济发展指标、生活与社会指标、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指标均应该达到要求，除此之外，还应具备一定数量的跨国公司总部，拥有一定的外国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藏学英，任万军，2003）。

基于这个标准，近年来，虽然中国—东盟的港口城市的经济实力有进一步的提升，现代化港口城市形态初显雏形，港口城市的信息化、国际化、都市化水平均有明显提高，同时生态文明和文化特色也初见成效，但港口城市发展还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全面实现把港口城市建设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任务还很艰巨。这种港口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港口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不平衡，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表现：一是港口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最完善的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其港口基础设施比较发达，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比较落后，其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杜军，鄢波，2016）。二是港口建设合作机制上存在一定不足。多年来，中国—东盟双方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港口相关机制建设方面虽然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但仍然存在不足，如双方港口合作机制主要以官方交流协商为主，而民间和企业沟通机制存在明显的不完善；常设联络机构比较缺乏，导致难以统筹协调各方意见，各方行动难以一致，合作效率较低等（王玫黎，吴永霞，2018）。三是技术标准对接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港口物流管理标准、港口物流基础标准、港口物流信息标准、港口物流技术标准以及港口物流服务标准这五个方面上还没有实现标准化的完全对接，从而导致中国与东盟港口建设的标准化程度比较低（陈秀莲，张静雯，2018）。四是港口物流信息条件不足。主要表现为物流网络通信平台建设力度不够；网络通信平台所提供的信息量不全面，导致港口日常运作存在问题；缺乏先进的网络通信设备和通信技术，使港口物流的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利用（撰文，施梅超，韦方园，2018）。

为了解决这些阻碍中国和东盟港口城市发展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问题，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落实：首先加快港口的发展，使港口向现代化港口发展。现代化港口应服务于国家现代化，以港口为中心的经济振兴，社会进步，从而适应内外需求，在服务中求生存促发展，以加速港口的发展和振兴（苏德勤，1999）。其次改进和完善港城关系的建设。港口和城市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应注重港口和城市间的双向互促作用，以做到“以港兴城，以城促港”，也就是港口的发展将促进依托港口的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城市的繁荣也将促进依赖城市的港口的繁荣（杨伟，宗跃光，2008）。最后，加强港口城市间的合作。港口城市间的合作有助于提高经济贸易、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能提高社会服务水平（潘心怡，2018）。坦桑尼亚前总理平达认为港口城市间的合作，对于打通安全高效的海上通道，实现国际交通便利化，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