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上述产业集聚相关经验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在结论上存在诸多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五点：

（1）研究对象的差异

在相关研究中，选取不同的研究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不同研究对象的时空特质不同，包括对同一区域但不同时段的研究，对同一时段但不同区域的研究，以及对不同时段且不同区域的研究。如Henderson（1986）对1970—1972年美国和巴西的经验研究，得出专门化集聚对经济产出的正向作用，吴三忙（2011）对1999—2009年中国进行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则是专门化对经济产出的负向作用。

（2）产业分类标准与区域研究尺度的差异

一些研究的研究对象具有相似的时空特征，但由于其在产业分类标准与区域研究尺度上的差异，也会导致结论的差异。对于这点，本书在3.1节和3.2节曾有过说明。刘修岩（2011）与吴三忙（2011）研究的都是1999—2008/2009年中国省级数据，但刘修岩是对15个制造业的研究，其结论是专门化集聚对经济产出的正向作用，而吴三忙的产业分类更细，是对169个制造业的研究，其结论与刘修岩相反。在李金滟（2008）的研究中划分了19个产业，但将区域层次设为284个地级市，其结论也与刘修岩的结论相反。

（3）产业集聚评测方法的差异

对于产业集聚的评测方法，本书在5.1节中有系统分析。学者们在衡量区域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时，会选取不同的指标，从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如Batisse（2002），Fu（2007）在研究中衡量专门化集聚的指标分别是区位熵、行业就业比重与HV指数，提出的结论分别是正效应、负效应和倒U形，陈良文（2006）、赵建吉（2009）、De Lucio（2002）在研究中衡量多样化集聚的指标分别是HI指数、HI指数的倒数、HI指数考虑城市效率的变形，得出的结论分别是正效应、负效应、不显著。(www.daowen.com)

（4）理论假设、模型形式与计量方法的差异

学者们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在构建解析模式时会进行不同的理论假设，从而导致计量模型的差异。在模型形式上，研究集聚经济对经济产出作用的模型主要有生产函数模型与成本函数模型。此外，对于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学者们一般通过对解释变量滞后（Henderson，1995；薄文广，2007；范剑勇，2009）、引入工具变量（范剑勇，2006；刘修岩，2009）、采用固定效应模型（Batisse，2002；张卉，2007；李金滟，2008；贺灿飞，2009）等方法。

（5）被解释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选择的差异

在5.1.1节中，本书对作为被解释变量即经济产出绩效的评估进行了分析。在进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产出绩效影响的经验分析中，结论存在差异还与被解释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的选择有关。相关研究中选用的产出实绩指标主要有静态的GRP（Ottaviano，2006；Brülhart，2008）、GRP占整体区域比重（李金滟，2008）、工业产值（Gao，2004）、动态的产出增长率（Batisse，2002；吴三忙，2011）、就业增长率（Cainelli，1999；任晶，2008；刘修岩，2011）等，选用的产出效率指标主要有人均GRP（Fan，2003；吉亚辉，2013）、人均工业产值（Cingano，2004；贺灿飞，2011）、企业产值（Graham，2009）、TFP（孙晓华，2013）、工资（Fu，2007；陈良文，2008）等。

相关研究在除考察产业集聚特征之外一般还会包含其他解释变量，常见的有反映传统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投资或存量、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研究者对这些传统生产要素的估算方法也有差异，本书在6.1节和6.2节进行了总结。此外，还有些研究在考察产业集聚对经济产出绩效的影响，考虑了土地投入、政府投入、污染、市场结构（垄断还是竞争）、对外开放程度（封闭还是开放）等其他因素。选取何种方法估算传统生产要素，以及是否包含其他指标，也会导致得出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