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专门化经济相对应的是Glaeser（1992）提出的多样性经济（Diversity Economies），类似于Hoover（1948）提出的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指的是不同产业间的企业集聚产生的各种经济。多样化经济的来源主要有对非专用型生产要素的分享、产业间知识外溢与互补知识的新组合、产业间市场关系的影响与多样化集聚的消费经济。

1.非专用型生产要素的分享

生产过程中的多样化经济体现在对多样化（非专用）生产要素的共享。在本节上文中所指出的MAR外部性观点之一，是认为相同产业集聚会形成可以被相同产业的企业共享的专用型生产资料市场。从更为广阔与现实的视角来审视，相较于仅可以被属于相同产业的企业共享的专用型生产资料市场，现实中存在更多的是被所有经济活动共享的生产资料。包括水、各种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大学与员工培训机构、金融与保险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广告等在内的基础生产资料与生产服务型的配套设施，是几乎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或缺的。不同产业的企业集聚除了可以降低上述生产资料的获取成本，也可以满足生产所具有的对中间要素投入的多样性偏好，增加中间投入品的种类与配对机会。这种多样性偏好的来源与下文中消费多样性的偏好相同，均源自范围经济。如Goldstein（1984）认为，多个产业对各类中间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共享是多样式生产的重要理由。石东伟（2011）认为，企业的生产活动中会需要多种生产者服务部门。

与专用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多样性的劳动力市场也具有其存在意义。首先，多样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为社会关系密切但技能不同的人们提供各自适合的工作，减少其搜寻成本。如果没有多样性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对于以家庭单元而存在的劳动者们，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全部从事同一产业，这是现实之中难以实现的。其次，多样性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提供了潜在的多元的就业机会，使得劳动力可以更容易地更换工作，使区域内的劳动力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也使劳动者获得专业性劳动力市场所不能给予的胜任不同工作的能力（孙晓华，2012）。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多样性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无关多样性的劳动可以起到某类产业被冲击后的“减震器”作用（胡树光，2011）。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新古典综合派的Tobin就在分析结构性失业和滞胀问题时，阐述过多样化的好处（王志伟，2002）。Baldwin（2004，2010）指出，经济波动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与对技术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确定性。在出现经济波动时，其他未受冲击的产业可以吸收被受冲击产业裁员的失业劳动力，防止这些失业劳动力因为生计问题被迫流向其他地区，既节约了劳动者的流动成本与工作机会成本，也避免了区域经济萧条（Krugman，1991；李金滟，2008；孙晓华，2012）。虽然劳动者在调换工作时可能由于短期不适应而存在不匹配的结构性失调问题，但多样性劳动力市场所给予的胜任不同工作的能力还是远远高于专业化劳动力市场。

2.产业间知识外溢与新组合

MAR外部性理论认为，知识外溢更容易发生在相同产业内。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以Jacobs（1969）和Bairoch（1998）为代表提出的Jacobs外部性。Jacobs外部性理论认为各种创新的思想并非来自同产业的集聚区内，而是源于多种产业组成的城市之中。其将多样性的城市形容为“知识的熔炉”，存在着差异和多样性的知识与产品。在“知识的熔炉”中，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产业之间可以通过密切的联系，促进知识融合与技术杂交，形成各种不同思想的相互流动与碰撞从而产生新思想和新组合（Jacobs，1969）。同时，她还举出多个新产业出现的例子，如胸罩产业并非出现在女式内衣产业，而是女式制衣产业之中；期货产业的出现是源于纽约农产品交易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另外，她还以专业化城市的代表曼彻斯特的沉沦与多样化城市的代表伯明翰的繁荣为例证，说明多样化经济的活力（林秀丽，2007）。

3.产业间市场关系的影响(www.daowen.com)

与产业内市场关系主要体现在企业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不同，产业间的市场关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关系的买卖与合作关系。Hirschman（1989）认为一个区域从专门化到多样化的过程，体现了区域内产业间生产联系的加深与拓宽。这种关系的强化会减少交易成本，这点已在4.1节中充分论述。不过，虽然合作与共赢是产业间市场关系的主旋律，但也会涉及对交易时的单边垄断（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双边垄断以及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进行探讨，通常认为垄断行为都会造成绩效的损失。

4.多样化集聚的消费经济

在上文中，对Jacobs外部性理论的论述贯穿“学习的多样化经济”之中。事实上，Jacobs（1969）对多样化经济的赞美并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还包括“安全、交往和同化”与“偏好多样性”。

其一，Jacobs提出的安全、交往和同化，显然是与4.2节中的“消费的集聚经济”的共鸣。首先，虽然“安全”的获得并不是多样化经济所独有的，但相对于单一产业规模较小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确实通过多种产业集聚产生更大的消费集聚经济，使“安全”产品（警察、消防、医院、国防等）的“平均价格”进一步降低。同时，多样性也能让人们的“交往”不仅只限于专业内，而会更加多元。最后，虽然在开放的系统之中，任何区域都需要与外界进行紧密的联系，但相较于必须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易才能生存的专门化集聚体而言，多样性集聚体具有一定的自给自足与封闭性，可以更容易实现区域精神的“同化”。可以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发展来诠释，作为中国内陆地区最多元、最开放的城市，虽然集聚了来自世界五湖四海的各式人群，但并不妨碍其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产生与蓬勃发展。

其二，Jacobs提出的“偏好多样性”的根源是经济学最基础与最重要的定律之一——“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该定律由Gossen（1854）首先提出，也被称为“Gossen's Law”（戈森定律），是描述人欲望和享乐的相互关系及变化的规律。这种论述多样化消费作用的思想其实早在古希腊学者Xenophon的论述中就可以找到端倪，其在《神圣》（Niero）中形象地指出：“吃饭的人看到桌上摆放的盘子越多，他越容易产生吃饱了的感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世俗生活去深刻地理解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人们做同样的事情（包括消费同一种事物）越多，带给人们的单位满足感就越少。因此，相较于专门化经济，多样化经济在消费上的外部性在于，能为人们提供更多可供消费与享用的产品种类，以提升其主观的效用水平（谢燮，2003）。本书在4.2节中提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进一步表明，随着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与需求层次的提升，其需要消费产品的层次与种类也会逐渐提升。这从侧面表明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消费多样化经济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