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只关注经济集聚或产业分工的研究不同，一些将经济集聚与产业分工相结合的研究中，进一步对具体的产业集聚模式（专门化或多样化）形成与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

在Henderson（1974）之前，对经济集聚的研究并没有区分是同类产业的集聚还是不同类产业的集聚。Henderson（1974，1982a，1982b，1983，1988）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Alonso-Muth-Mills城市内部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城市系统的专门化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假设：①规模报酬递增仅存在于同一产业内，即只存在专门化经济，而不存在多样化经济，且不同产业的专门化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②城市的拥挤成本（通勤成本与中心区的地租）随人口增加而增加；③城市间产品间贸易与劳动力流动不存在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等）；④存在一个可以建造新城市的行为主体。根据假设①—③，即城市数量是外生确定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以专门化为主的城市系统，相同的产业会尽可能地存在于同一个城市。而通过4个假设，当城市数量是可变的，其均衡会形成一个每个城市都只发展一种产业的绝对专门化城市系统，各城市规模由其产业专门化经济程度与拥挤成本共同决定。

Henderson的模型较早分析专门化经济的模型，虽然模型较为简单，但为以后分析提供了建模思想，如构造了希克斯（Hicks）中性的专门化经济函数。其结论也一定程度上对现实进行了诠释，符合城市系统中由不同规模的城市组成、相同规模的城市具有相似专门化程度、有些产业不选择在大城市等现实情况。但其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对城市建造者的假设，使其既无法说明城市形成的内生机制，也无法说明为什么会存在专门化经济；对城市间产品贸易与劳动力流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假设，使模型变成一个非空间模型；更为关键的是其忽略了多样化经济的存在，这与存在大量多样化城市的现实并不相符（Fujita，1999）。在Henderson的众多研究中，其多着重于专门化经济，但也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多样化经济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对多样化经济的论述也是为了突出专门化经济而存在的。如Henderson（1997）认为，多样化经济的重要性仅体现在工业发展早期的大城市发展阶段，而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业逐渐向小城市转移，此时多以专门化经济为主，并且其以硅谷的计算机产业发展来说明他的观点。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区域与产业的特定性与狭隘性，并不能反映所有区域与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

另外一些学者以Henderson的模型为基础，提出各种模型说明专门化城市形成与作用。这些模型主要以同类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分享为视角切入，如Helsley（1990）从专门化劳动力市场作用来分析专门化城市产生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和劳动者的匹配过程模型，还有侧重垄断竞争的中间投入品与循环累积效应的新地理经济学模型。但无论这些模型是局部均衡模型还是一般均衡模型，是D-S框架之外还是D-S框架之内，是简单还是复杂，他们都与Henderson的模型存在一个关键的共同点，作了一个与现实不相符的关键假设，即只存在专门化经济，而不存在多样化经济。这种分析过程就像因为专门化好（存在专门化经济）而多样化不好（不存在多样化经济），所以专门化的城市好，其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会形成专门化城市。

与Henderson的关注重点不同，Abdel-Rahman（1990）、Anas（2003）、Duranton（2000，2001）等学者将视角转移至多样化经济。他们提出的模型形式虽然与上述专门化经济的研究模型相似，但在构建模型时提出的关键假设不同，即通过不同假设使多样化经济（不同产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存在。

Abdel-Rahman（1990，1993）通过引入不同产业对差异化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与公共投入等方面的共享，先后在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框架内构建模型，诠释了多样化城市与专门化城市共存的可能性。在局部均衡模型中，如果出口品与本地消费品中任意产业存在报酬不变或递增，专门化城市的规模会大于多样化城市的规模。而在一般均衡模型中，Abdel-Rahman通过对不同产业单独生产与联合生产的成本的假设，解决了专门化城市的规模会大于多样化城市的规模的问题。(www.daowen.com)

随后，Abdel-Rahman（1996）还从城市间交易成本（主要是商品运输成本）的角度来考察专门化城市与多样化城市的形成原因。该模型的结论认为在城市间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时会形成多样化城市，在交易成本较低时则更多地出现专门化城市。模型的结论能很好地反映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发展趋势，但却并不符合信息化时代以后城市的发展情况。Anas（2003）的研究对Abdel-Rahman的城市间交易成本模型有一定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他们将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品”的交易成本进行了区分，认为交通设施技术的改善或进步降低了制造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专门化城市的形成，而信息化（电话、因特网、云技术等）则降低了服务无形产品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多样化城市的形成。

Duranton（2001）从新生产业（或企业）的新产品试验需求与成熟产业的规模生产需求角度分析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如何在多样化城市与专门化城市间进行抉择。当一个新产业（或企业）刚刚出现（成立）时，由于其不清晰最优的生产路径及需要何种类型的中间品，其一般趋向于选择在规模报酬不高但选择性较多的多样化城市，而当企业逐渐成熟并掌握了充足的信息后，其则会迁徙至符合自身规模性生产需要的专门化城市。Duranton的模型具有一种独特的产业发展周期的动态视角，但仅将多样性城市的产业局限于新生产业，而专门化城市中只有成熟产业的论调，有很强的启示性，但并不完全符合现实。

Firestone（2010）构建了一个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多样化城市经济的影响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Firestone的模型更加严谨，在中间投入品、贸易成本、投入引起的创新及规模报酬递增、知识溢出、生产函数、成本（工资）、效用水平等方面作了严格的假设，但有一些假设也与现实明显不符，如假定城市间不存在贸易成本与知识溢出，而中间投入品不能在城市间贸易。但在结论方面，Firestone的模型并没有特殊的发现，该模型认为多样化城市存在的条件是，产业间具有较强的知识溢出，使不同产业联合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大于因不同产业集聚产生的拥挤成本。

与其他学者从生产中的多样化经济的分析不同，Mori（1997）从消费者需求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了多样化城市（一般是大城市）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