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业分工的论述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学者Xenophon就曾指出过，社会分工可以增加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从而提高生产的效率，并初步分析了人口集聚与分工的关系。Plato同样认为劳动者的专业化和分工作为一种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会提高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

重农主义的代表Quesnay（1758）在分析中将社会生产者划分为生产阶级（即农业经营者）、不生产阶级（商人、工业品生产者）与所有者阶级（地主）。虽然这种划分方法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划分，并有很大的局限性，如认为商人、工业品生产者不产生价值等，但其实质也可以视为一种简单环节的产业链分工。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之父与体系创始者Smith（1776）指出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与唯一因素，其市场理论的建立基础正是专业化、分工与交易，在其经典的制针厂例子中总结了分工的三个优点：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节省时间与发明机械。Senior（1836）将劳动者在产业链纵向上的分工视为一种迂回的生产方法，并认为这种迂回生产方法比长期生产更有效率。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伦敦学派的von Hayek（1937）也认为，迂回生产方法（Roundabout Production）比直接生产更有效率，并将生产结构看成是不同产品生产的纵向构成。此外，还有Marx（1859）在政治经济学中，从另外一种视角对分工及由分工形成阶级的研究。

而以产业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问题也得到了众多学者们的关注，在一系列的经典理论中得以体现，如Ricardo（1817）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Marx（1863）提出的级差地租理论，Heckscher（1919）与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差异理论（Factor Endowment Theory），都或多或少涉及各种不同尺度区域间分工的思想。

在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出现之后，对区域分工更深层次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区域经济学的区位理论之中。正式将区域因素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是区位经济理论的开创者von Thünen，其被称为区位理论之父。虽然von Thünen受困于农场主的身份，将研究视角集中于农业，但与Ricardo考究土地肥沃程度有根本的不同，其着重分析了地块位置的差别。Weber（1909）与Greenhut（1956）先后将这种区位论从农业推广至制造业，在两人各自的研究中，Weber称之为区位因子（Standorts Faktor），Greenhut则称之为区位因素（Location Factors）。Christaller（1933）的中心地理论，Losch（1940）的市场区位论进一步将区位理论（Losch's Location Theory）扩展至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所有产业。(www.daowen.com)

可以说，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前，学者们都非常关注产业分工及在此基础上的区域分工问题。而在新古典经济学出现之后，这种重视产业分工的传统改变了，虽然对区域分工问题的关注在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的区位理论中得以延续，但对产业分工的研究除了隐含在新制度主义、产业组织、新兴古典经济学等领域之中，在主流经济学中鲜有涉及。杨小凯（2000）认为，Smith提出的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原动力的伟大洞见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这种对产业分工的“忽视”其实是被动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建立了以“精妙的效用概念和边际学说以及概念的分层次结构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框架，但也因为使模型便于处理不得已进行了一些假设，如将劳动者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属性进行两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产业组织与分工情况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的生产与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无法解释这种产业组织与分工情况（包括生产迂回程度、产品种类、厂商数量和交易费用等）是如何产生的，也无法对比不同产业组织与分工情况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而在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其与新古典主义的争议主要存在于是供需市场还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价格是弹性还是刚性、市场出清还是不出清、是投资决定储蓄还是储蓄决定投资等方面，以及最终对于在资源配置上是相信市场自由还是崇尚政府管制。杨小凯认为，凯恩斯主义更侧重宏观分析，没有考虑产业组织与分工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其经济学框架精密性与完善度都无法媲美新古典经济学。

对于主流经济学边际分析无法解决分工的问题，杨小凯提出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即在人们进行资源配置前，先要选择分工水平，如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问题。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关注了产业分工的问题，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与赞美，但是因为普适度与数据难以获取等问题，其后续的相关研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