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ugman（1993）不否认区域自然禀赋的优劣是形成经济集聚的重要先天因素，他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新地理经济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框架，通过模型说明即使区域自然禀赋不存在优劣差距，依然可以出现经济集聚现象，而这种自发的经济集聚形成机理即是集聚经济。集聚经济的来源主要有共享生产要素、促进知识外溢、减少交易成本以及经济集聚所产生的消费经济。

1.共享生产要素

对于生产中的集聚经济，被誉为经济学鼻祖的Smith（1776）在制针工厂例子中已经蕴含了生产集聚经济的内涵，并指出人会对离其时间与空间距离较近的事物更感兴趣。而Marshall（1890）则是首个对其进行总结的学者。Marshall在研究工业集聚现象时所提出的“产业区观点”（Industrial District-Argument）指出，由于临近而产生的生产外部性，其来源包括对不可分的生产要素的共享、强社会网络与非正式关系加强了知识分享与外溢及交易成本下降。虽然Marshall在定义“产业区”时突出了集聚的企业一般具有同属于相同、相似或相关产业，后人也将其作为单一产业集聚所形成的专门化经济及MAR外部性的首要提出者与代表人，并将专门化经济与MAR外部性与Jacobs（1969）提出与代表的多种产业存在的多样性经济及Jacobs外部性相对立。但仔细考校Marshall总结的由于临近而产生的外部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同一或相关产业内，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经济集聚过程之中。另外，也不能将生产者与企业的关系局限于相同或相关产业内部，本书在4.3节将会进一步说明即使企业间不属于同一产业内，且没有产业链关系，即不存在生产上竞合关系，也可能存在因为强社会网络与非正式关系引起的知识分享与外溢的加速现象，并因为最终产品的多样化消费、抵御不确定性、生产者间社会关系（亲属、婚姻、朋友等）等原因而存在更为广泛的联系。

Marshall提出的生产集聚经济的来源有二：其一是生产者与企业因为空间的集聚，对不可分的生产要素的共享。通俗地讲，这可称为生产集聚经济的硬核，其实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从内部向外部的延伸，是众多生产者通过集聚在一起，或是解决原本因为个体能力不足无法完成的生产活动，增加生产的产出量，或是共享与分摊生产中所需的原本无法细分的固定成本，使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这种无法细分的固定成本包括一切用于生产与需求的资源与基础设施，如各种生产资源、中间投入品、交通设施、仓储设施、金融服务设施、信息化服务设施、大学与培训机构等（Goldstein，1984；李君华，2007）。正如Krugman（1991）所言，规模经济会随着区域的经济规模变大而自然发生。

2.社会网络增强作用之一——促进知识外溢

Marshall提出的生产集聚经济的来源之二是生产者与企业因为空间距离的缩减，强化了之间的社会网络，增加了相互的社会资本，促进了知识分享与外溢的强度与速度，促使生产中的交易成本下降。一些学者从临近性使生产者与企业之间形成社会网络的角度对生产的集聚经济进行了诠释。如Bossard（1932），Sorenson（2006）指出，生产者与企业的距离减少会明显增加其社会联系的概率。Cooke（2001）、Baptista（1998）认为，在地域上相互邻近的生产者与企业会产生协作关系，形成一个介于企业内部与市场之间的网络结构。Hakansson（1987）指出，这种网络结构的成因在于具有参与活动能力的行为主体在主动或被动参与活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彼此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Baba（1990）认为，这种网络结构是由集聚体成员之间的联系和结合组合而成的，是行为主体之间通过市场和组织的相互渗透形成的。Saiki（2002）认为，在产业集聚体内的产业会存在一种合作与互补的关系。李君华（2007）指出，驻扎于特定地区的多家企业除能共享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专业化机械、厚实的消费市场等生产与市场资源与基础设施外，更重要的是形成地方化知识、政治资源、制度设施、文化背景、知识溢出环境、区域品牌建设等，并将这些方面都纳入广义的规模经济范畴中，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归结为由于集聚而形成社会网络的各个具体领域。此外，DeBresson（1991）、Storper（1997）等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另有一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通过对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从生产与交易角度，诠释了社会网络会使临近的生产者与企业形成紧密的联系，从而提高彼此的社会资本。他们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提供了一种将因集聚（临近）而产生的外部经济内部化的独特视角。虽然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有所区别，但都与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特征（如声誉、信任和规范）、隐性知识等紧密联系。如Bourdieu（2004）提出，社会资本就是指持久、公认、体制化并为网络内的会员提供支持的社会网络。Coleman（1989）也认为，社会资本利于行动者行动，并与其他活动相结合共同用于生产。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促进行动者的合作行动并具有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和规范等社会组织特征。Stiglitz（2000）提出，社会资本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渠道，包括了隐性知识、社会网络集合、声誉累积以及组织资本等要素，并形象地将社会资本比喻为产生凝聚力的社会“胶水”，使个体社会化并形成共同规则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对当前“声誉”（诚信）的投资而减少未来的交易成本。李景海（2011）则指出，企业的运营需要深层次地嵌入当地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社会资本中。

而社会网络的强化与社会资本的增加，会通过两种方式形成生产集聚经济：一是会强化集聚体内部的学习经济，即加速集聚体内生产者与企业知识外溢，特别是隐形知识外溢的速度与效率（Freeman，1991；姬军荣，2013）；二是会强化集聚体内部的关联经济（Demand-Linkage Economies），特别是提高集聚体内生产者与企业的交易效率，因此关联经济也常特指经济地理理论中所谓的供求关联经济与交易经济（Hanson，2001）。Scott（1996）的“流”理论指出，区域产业体系会形成两种流，一种是贸易和非贸易过程中传递的知识、技术、信息等的非物质形态流，另一种是依托区域内投入--产出关系的物质形态流，这其实是对学习经济与关联经济的其他表述形式。

对社会网络会强化集聚体内部学习经济的作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予认可。其中最早应属Hagerstrand（1952）提出的“近邻效应”，其在技术扩散“四阶段模型”中指出，技术扩散强度会随距离增加而衰减。Jovanovic（1989）从个人层面分析了空间临近性和人类相互作用的关系，认为劳动者之间可以通过思想交流互相提高人力资本。Rauch（1993）认为，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劳动者可以分享知识与技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Glaeser（1999）从交互学习环境的角度指出，由于距离接近而加强了生产者个体间的联系与交流，会形成知识分享的环境，为生产者之间的交互学习提供了便利。Dietzenbacher（2002）从时间推移的视角证明了技术扩散具有距离缩减性；与其观点相似的，O'Sullivan（2013）也指出，地理上的相互临近使人们可以更为容易地进行知识交换，从而加速知识溢出。Bagella（1999）从企业博弈的角度，借助博弈论分析了临近性对企业，特别是研发企业知识溢出的影响效益；Audretsch（1996）从产品交换成本的角度，更为直接地指出信息同其他产品一样，其交换成本会随空间距离缩短而下降，其频率则会随之提升，因此生产者与企业的集聚会随信息循环和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Eaton（1996）、Keller（1998）、Geroski（2000）、曾刚（1999）从微观尺度与技术势能强度的角度分析了技术的距离衰减特征。Maria（2000）、Abreu（2004）、魏心镇（1991）、宋秀坤（2002）则重点研究了临近性对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影响。同理，可以将这种空间临近对知识分享与外溢的作用从个人层面上升至企业及城市层面。

在临近性是否能够促使学习经济产生的各种模型中，Borts（1960）认为，知识的溢出是瞬间完成的，且不需要成本，因此临近性并不能获取更强的学习经济。另一个极端假设是Kaldor（1975）的完全不扩散理论对不存在知识溢出的假设，其在Verdoom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维多恩-卡多尔法则（Verdoom-Kaldor Law），假设区域的投资与利益增长仅由该区域自身使用与获取，而与其他区域无关，即区域的高增长所导致的投资增长只能投资于该区域，而研发投资增长所带来的利益也完全由该区域获得。可以看出，在以上2个模型中，临近性与学习经济的强度都没有关系。

更为符合现实的假设是由Siebert（1969）提出的模型，既认可知识溢出的存在，也认为知识溢出是需要成本的，因此临近性能够获取更强的学习经济。另外，其还区分了专门化与多样化的学习经济及强度的差别。与Borts、Kaldor极端的假设相比，Siebert的观点更被学者们所接受。Jacobs（1969）也用一些具体的案例说明了个人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对生产力的提供有很大的作用。

3.社会网络增强作用之二——减少交易成本(www.daowen.com)

对于社会网络增强集聚体内部关联经济的作用，学者们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便在不考虑分工的情况下，每个生产者生产数量可能不同但比例完全相同的产品，此时由于生产者消费时的偏好不同，也会出现产品的交易。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现代产权经济学派的代表学者，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Coase（1937）反对传统经济学中仅研究人与生产活动的关系，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既定的，将企业制度作为生产函数、市场制度简化为供求曲线。其主张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提出的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从企业自身生产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的角度诠释了交易内部化与企业的产生机制。新剑桥学派的代表学者Robinson（1933）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这种观点，她在强调人类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时，虽然颇为激进地侧重对立的阶级性，但也是在研究中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Williamson（1975）将交易成本分为：用于搜集商品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寻成本与信息成本、与交易对象协商价格与签订契约的议价成本、为取信于交易对象的自身约束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存在违约现象的监督成本、自身违约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以及进行相关决策所需的决策成本。随后，Williamson（1985）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前与事后，其中事前交易成本包括搜寻、谈判、签约、监督契约等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则包括违约所导致的成本。Dahlman（1979）根据交易活动的类别与内容将交易成本分为信息搜寻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与转换成本。处于同一集聚体内部存在交易关系的生产者们，虽然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还是会高于同一企业内部的部门，但是相较于集聚体外的其他交易者，存在较强的社会网络与较高的社会资本，在进行交易时，所需的信息搜寻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等各种交易成本都会显著降低。Sullivan（1983）则在知识溢出模型中引入了“交流经济”。

4.集聚的消费经济

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是为了获取生活所需要的消费品，在经济集聚时，除了上述与生产过程息息相关的集聚经济，在消费过程中也会存在集聚经济。

消费者之间存在个体偏好的差异性及由此而来的互补性。有这么一个例子，姐妹俩在各自拥有一个橘子的情况下，姐姐需要橘子皮作为香料，妹妹需要橘子肉作为食物，两者可以通过交换提升整体的效用（赵莲花，1999）。这种交换与共享的前提是姐妹俩所处的空间具有临近性。这是一个常见于商务谈判、帕累托最优与公平的例子，在此可以很好地诠释由于消费者间的个体偏好差异及互补性对消费集聚经济的影响。

但仅仅从对物品消费的角度来诠释消费的集聚经济是远远不够的，广义的消费集聚经济包含人们更高层次的消费行为，如对安全、情感、归属感、求知、审美等精神性的需要，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范畴，而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因素。Maslow（1943）提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被称为“基本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将人类的需求由低至高依次分为：对生理的需求，对安全的需求，对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对尊重的需求，对求知与审美的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由低至高的需求几乎都伴随着消费的集聚经济性。Kotkin（2005）在总结全球城市发展历史时，将城市形成并发展的这种经济集聚现象原因归结为“安全、神圣、繁忙”三大因素。Jacobs（1969）在研究经济集聚时也非常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在人类诞生的初始，面对对个体而言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各种不确定性，个体单独生存的成功率远低于群居，因此集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繁衍后代防止近亲繁衍等生理与安全的需求。而随着文明的发展，从古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城郭之始”到现代警察机构与国防，人们的安全即是城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由政府提供的不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具有显著消费集聚经济性（李金滟，2008）。

除了对生理、安全等基础与低级需求，人们还需要所谓的社会和文化舒适度（Fujita，2002），包括诸如交流、情感、归属感、尊重、求知、审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求。这些高级需求也存在明显的集聚经济性。从一种独特的视角而言，人与人交流可以视为一种对“彼此”的消费，这种消费虽然无法用明确的成本去衡量，但对人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古语有云“燕怕离群，人怕孤单”，孤独与寂寞感是人类心理痛苦最普遍的来源之一，其伴随着空虚、悲哀、彷徨、焦虑等负面心理影响。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中则称，一个人与家人、朋友和邻居等社会关系的密切性，会使其长寿概率提升50%，反之，社会孤独感的危害则等同于酗酒或每天吸15支烟，其危害程度远大于肥胖与不运动。孤独感存在的危害性，说明人生为群居动物，对交流与情感归属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古代城市中，主宰城市轮廓的神庙、教堂的规模与区位都位于其他建筑之上，这一方面体现了Kotkin所言的“神圣”，更重要的是为对未知充满恐惧的人们提供交往与认同的固定场所，其功能与今日的广场、公园与咖啡馆有很多的共同点。归属感是交流的延伸，人在群体中获得归属感的基础是寻找到与其在经历、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的其他人（邹明，2007）。显然，集聚会使人能更容易寻找到具有各种相同点的他人，从而更容易地获得相互给予的归属感。相对于Scitovsky（1954）从生产者角度提出的资金与技术外部性，李金滟（2008）从消费者角度提出了交流外部性（Communi-Cationexternality），说明人们会通过其他人的收入、消费提高自身的效用，以此可用来诠释人对其他事物的审美所具有的集聚经济。

5.生产与消费集聚经济的互动性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而言人是具有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角色的个体。而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孙玉霞，2008）。在现实之中，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生产与消费很难进行界限明晰的分割，本书从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生产与消费过程中，集聚的空间临近性使生产者因为频繁的交流形成强社会网络，而这种强社会网络除了形成生产的集聚经济外，也会使人们因为共通货币、公认准则、相似经历逐渐在文化、观念、行为方式上趋同，通过提升集聚体内部的交流、归属感等强化消费集聚经济。久而久之会形成方言、民族甚至国家，而这种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共鸣，又会进一步加强集聚体内的生产集聚经济。

第二，物质的功能具有生产与消费多样性，一些资源与产品既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也可以直接用于消费。比如，一个区域蕴含需要众多人力才能摇动的橘子树，人们获取的橘子既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用于消费，人们分摊获取生产资料的固定成本，即生产的集聚经济，人们因为消费偏好各取所需，即消费的集聚经济。

以上两点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生产的集聚经济与消费的集聚经济具有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