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禀赋对经济集聚的作用是明显且有迹可循的，但Fujita（2003）的研究也指出，很多产业集聚的事例无法仅靠区域自然禀赋差异来解释。除了自然禀赋外，产业集聚现象时常会伴随着一定的偶然性因素（Krugman，1991）。有学者指出，这些偶然性因素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偶然，而是与区域的社会因素有关（李景海，2011）。

社会是一个宽泛的范畴，狭义的社会只包括社会学，而广义的社会则包含了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法律、军事等领域的因素。本书中的社会是指个体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群体（家庭、企业、民间组织、政党、国家等）的关系以及群体与群体的关系。本书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已重点考察了经济要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此在分析社会因素的影响时，将重点考虑除经济因素外的社会因素，包括区域的政治体制、文化信仰、社会准则、法律规范、区域的军事等，这被Krugman（1993）称为“第二性质”（Second Nature）的要素，即与“第一性质”自然禀赋条件相区别，又与区域的自然禀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被一些学者视为广义的区域禀赋条件。新经济地理在认为自然环境本底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经济及政治、宗教、文化、法律、军事等社会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Tickell，2007；苗长虹，2003；吕拉昌，2005；胡志丁，2012）。

社会因素有负面消极的，也有正面积极的。负面消极的偶然因素包括政治专制与封闭、文化信仰冲突、社会准则模糊、发生战争与动乱、极端气候、流行疾病等，这些负面的偶然因素直接造成了古代中外许多城邦（产业集聚体）的没落与消亡。如因为罗布泊干枯而消失的楼兰古城，被火山爆发毁灭的庞贝古城，因阴谋与战争而化为废墟的特洛伊，还有传说中被洪灾毁灭的亚特兰蒂斯。而正面积极的偶然因素包括政治民主与开放、文化信仰统一、社会准则确定、和平等，这些因素都能促成与加速经济集聚。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与开创帝制，并消除了货币、文字、车马轨道等经济文化的流通壁垒，使秦都咸阳规模达到东西400公里，南北200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天津的发展始于其是明清时代守卫北京咽喉的军事要地，后来从功能单一军城卫所发展成府城，然后再发展成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因素是代表封建顽固集团精神与象征的孝明天皇和幕府将军徳川家茂于1866年相继去世，而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从京都迁都江户（东京旧称），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及东京的经济集聚过程。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Dalton）地毯制造业专门化经济的起因是1895年当地一位女性赠送给结婚好友的自制簇状床罩，这是当地交际网络和谐友爱的一个侧面体现。(www.daowen.com)

社会因素涉及多个方面，具有复杂性。而现实中的产业集聚现象的出现与发展，也一般是交织着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如对于楼兰古城的消亡，既存在全球性天气旱化、青藏高原地质变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人类的过度开发与战争破坏有关。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得益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与拨浪鼓文化，这种精神既有戚继光的义务兵回乡后为解决就业不得已而从商的被动，也暗含有义乌当地的永嘉学派重视商业发展思想的主动；既有当地政府开明的政策支持，也有民间致富愿望的自发性。另一个事例则是深圳的发展，既离不开中央政府特区政策与大型央企入驻的积极推动，也与其毗邻香港的独特区位有关，使其产业集聚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厦门、珠海、汕头等其他特区城市。另外，社会网络的增强也体现出非经济的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其形成体现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其结果则提升了经济的运行效率，还有人们对安全、情感、归属感、求知、审美等精神性需要也属于社会因素，对这将在下一节中重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