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住房问题于19世纪初已趋于严重，随住房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国内外形式的变化，政府在住房问题的求解过程中，在不同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求解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解决路径，而每次求解路径变迁都有着极强的内因驱动与外在压力，理解其路径变迁的原因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英国住房问题的本质及化解动机。

1.政府开始干预住房领域，形成稚嫩型政府的动因分析。19世纪初及以前，英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在城市环境与住房建设方面。贫民窟问题以及引发的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使得英国国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产生了各类不安定因素（如社会主义思潮等），而城市及城市住房缺少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所导致的伤寒、霍乱等传染病也引发了富人区的恐慌。据普斯雷顿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卫生状况良好的富人区的婴儿死亡率也高达15%（Carter and Lewis）。针对社会的不安状态，政府引入一些法案来处理糟糕的卫生条件，清理贫民窟并启动公共住房等介入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自由主义的思想席卷欧洲，整个经济领域的所有方面几乎都依赖于市场。住房领域，尽管政府基于解决居民生活区的卫生条件和住房卫生环境，颁布了多部住房卫生法，也包括住房政策，拆毁和关闭了一些不适宜居住的住房，同时建造了一些替代性公寓来置换[296]，但政府更多是一个调节器，规定建筑规则以及营造市场的约束条件——“游戏规则”，到1909年，仅有2%的住房为公共住房属性[297]。因而，这一阶段英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守夜人，即使干预住房领域，也是以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为前提的。

2.政府全面干预住房领域，形成住房领域内全面责任型政府的动因分析。1919年之前，政府基于改善城市卫生条件的住房领域干预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善住房现状，贫民窟的清理运动仅仅带来了贫民窟地理位置的迁移，贫民窟问题依然是影响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世界范围内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以及退役军人所领导的“适合英雄的住房（Homes fit for Heroes）”运动等，使得社会各阶层要求地方政府主导更多的住房建设项目。因此，英国政府将1915年战时需要的《房租增长和抵押利息（战时限制）法》延续下来，于1919年出台《住房和城市规划法》，试图通过地方补助来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成为政府全面干预住房问题的标志。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工人和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出现国际工人运动高涨，住房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英国社会的稳定。房屋在战争中的损毁、人口的增长、结婚的高潮、退伍军人复员等带来的住房资源短缺又不得不成为政府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之一，政府已有的干预经验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得地方政府在更大范围开始建造公共住房，并逐步将“地方政府提供住房仅限制给劳动阶层”改为“满足社区各阶层人的住房需要”，英国向福利国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60年代后，住房短缺基本得到解决，但住房建设质量问题依然使得政府在住房领域大有作为，公共住房建设开始与清理贫民窟联系起来。此为工党政府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为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经济发展在住房领域所采取的必要措施。(www.daowen.com)

3.政府确定低收入人群为政府保障对象，形成住房领域内社会型政府的动因分析。20世纪60年代后，住房严重短缺现状基本得以解决，但政府大量提供福利性公共住房的经济基础已丧失，且其弊端开始不断显现。作为福利形式的公共住房建设实质上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剩余基础之上，是化解住房领域内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失灵，但大规模的干预过度，则会出现所谓的“政府失灵”。1967年英镑危机，1973—1974年中东石油危机，1980年高达20%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使得英国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剩余的基础不复存在。而人口增长对公共住房需求的增加，以及其租金难以养房等因素，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维修与维护，有数据显示：1975年英国社会住房的房租仅为地方政府住宅成本支出的57%，1980年更降至49%，但1976年英国政府住宅总支出达148亿英镑（1989年不变价）[298]，这些因素结合使得英国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公共住房本身的质量问题及其整体建设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明显显化，住房福利与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也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严重扭曲，“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它“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要多”[299]。此时，政府选择性干预是以市场来克服政府失灵求解可支付住房问题。而随着房价的高涨，2004年的住房法，政府似乎更倾向于矫正市场失灵来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