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环境问题是住房消费在居住空间上的延伸，环境的恶劣常常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诱因，如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社区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社会动荡与冲突等。另一方面，居住环境问题与住房建筑质量低劣、低收入人群、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不同阶层一种潜在划分方式，间接导致社会隔离，进而提高社会运行成本。英国住房环境问题及其外部负效应问题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在政府干预下逐渐转变为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及社会运转，并不断发生着变化。

19世纪英国住房问题首先表现为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住房的极度短缺，居住环境的恶劣，如伦敦的贫民窟、利物浦的地下室、曼彻斯特的“背靠背”房屋、瓷器区的贫民窟等，恩格斯则描述了曼彻斯特：“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连成一片迷阵式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里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282]而缺少必要卫生设施、缺少阳光和流通空气的“背靠背”式的住房，与城市缺乏必要卫生排放系统、供水系统的结合，直接导致了伤寒、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城市中的蔓延；仅1831年的一场霍乱，就肆虐了431个城市，夺走了3万多条生命[283]。另据一项调查，在普雷斯顿，19世纪40年代1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分别为：卫生状况良好的区域15%，卫生状况一般的区域21%，卫生状况差的区域30%，而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区域则高达44%[284]。同时，工人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与环境也成为社会的诟病，恩格斯则针对住宅问题与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85]；在与其他社会问题结合中引发了各种社会思潮及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www.daowen.com)

20世纪20至60年代，尤其二战后，政府为化解战后社会危机，开始大规模干预住房领域。针对住房资源匮乏，政府加紧损毁房屋的修复并大量新建公共住房；针对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全面干预住房分配，控制私人住房建设及其出租，以低租金的公共住房来解决低收入人群乃至更多人群的住房问题，并从整体规划视角着重新城镇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住房匮乏、分配不均以及住房资源空间非均衡问题。但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质量低劣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住房质量低劣往往意味着差强人意的居住环境，这可能表现为：远离中心城区的亲朋好友，不充足的就业机会，较低的舒适度，相应公共设施的缺乏等。如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罗南波恩特的高层建筑街区被视为英国无信用街区，在人们的反对声中被拆毁，以致与其临近的较好住宅也遭遇被炸毁的命运；而“吸收住房”（质量较差的次等住宅）常常是单亲家庭、高失业、低收入、吸毒、酗酒和高犯罪率街区人群的社会标签，其常常与英国的“内城”问题联系起来（Cook，I.，2008）；而新城镇法的住房建设也带来了“新城忧郁症”[286]，其也导致了内城及其周边区域开始“凋萎”和“衰退”，是形成“外城”问题的关键因素（Cook，I.，2008）。20世纪90年代后，劣质住房对人群的社会标签问题得到了相对改善，但又逐渐转变为社区邻里和睦问题。2006年英国住房现状调查显示，生活在最差环境中的家庭，有10%的家庭不相信周边人群中的任何人，生活在其他环境中的人群也有4%的家庭不相信周边人群中的任何人。同时，住房所需能源、采光、通风等所排放的CO2等对环境污染的外部负效应也首次成为政府当前所关注的对象[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