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住房保障制度效率分析和运行效果的分析与评估。住房保障的综合评价分析中,Mayo(1986)[258]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美国和德国住房补贴计划的经济效率,重点集中于多种供给方补贴和多种需求方补贴政策无效率的原因与实证分析。Buckley and Kalarickal(2004)[259]则从定位、效率、透明度、管理监督成本和可持续性为基本标准评价了印度城市的五项住房计划的经济效率。David le Blanc(2005)[248]的研究则试图提供一个涵盖了各层面的可用于不同补贴类别以及国与国之间比较的标准分析模式,其评估标准概括为补贴的管理监督成本,激励机制/满意度/政府责任,公开透明度,定位/纵向公平(再分配),覆盖面/横向公平,效率,明补或暗补的程度,可持续性,灵活性共计9个方面;同时以摩洛哥1995—2004年的住房保障制度详细阐述了评估方案的运用。住房保障中不同政策的效率比较涉及大量文献,如需求方住房补贴、供给方住房补贴的政策效率比较分析,具体文献见第三、四章中的相关文献综述。显然,这些政策效率的比较分析内含了政策目标效率的评价。如S.Malpezzi and K.Vandell(2002)[102]在其研究中,控制其他政策变量(如公共住房,Section 8新建住房政策,Section 236住房政策)和需求方补贴变量(如租房券)的数量效应,建立的模型分析显示LIHTC(美国为低收入人群建房或修缮施税费减免的政策)住房数量与当前住房存量规模没有显著关系,表明补贴与未补贴住房之间存在很高的替代率,即高挤出效应导致政策目标效率低下。Muarry(1999)[101]应用时间序列的协整理论分析发现,自1935年以来公共住房增加了社会住房存量,但购房补贴计划(section 235)和租房补贴计划(section 236)却极有可能没有增加整个住房存量,与其1983年基于住房市场供需非均衡的时间序列模型估计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260],类似的研究还有Sinai and Waldfogel(2002)[261],Swan(1973)[262],Chul-In Lee(2007)[103]。
国内文献亦有大量关于住房保障政策效应的评价,与公平性评价一样多集中于定性分析。黄征学(2004)、李培(2008)[263]等学者就认为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在生产、使用和消费环节上都存在着“生产效率低下”、“没有退出机制”、“不可动态持续”等多种内在缺陷。董藩、陈辉玲(2010)基于住房过滤模型对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两种住房保障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实物补贴模式相对于货币补贴模式来说,会降低存量房利用率、增加政府负担、阻碍退出机制的建立并冲击房地产市场。因而建议将低收入家庭划分为不同的保障层次,实施住房货币化梯度补贴方案。赖华东、蔡靖方(2007)也基于住宅过滤模型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短期内可实施供给方政策,长期来看都应转向需求方政策。实质上,第三、四章中的综述文献也大量包含了对住房保障制度的效率评价。制度或政策的综合性评价分析中,孙志波、吕萍(2010)从定性的角度提出了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评估标准、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和保障性住房政策结果评估标准,给出了住房保障制度指标体系[264]。具体评价分析中,车士义、郭琳(2009)[265],运用3E理论对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经济(Economics)、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iveness)进行评估,高峰(2010)[266]以房价收入比来考察北京市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龙奋杰、董黎明(2005)则利用价格、竣工量和空置率对经济适用住房的绩效进行了简单评价,牛毅(2007)[267]利用数据分析经济适用住房对居民居住面积的改善、稳定房价、配合宏观经济等对经济适用住房的绩效进行了评估,但这些综合评价方法过于粗糙。王先柱、赵奉军(2009)[268],陈杰、王文宁(2010)[269]则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保障性住房稳定住房价格目标的可行性,尽管分析方法较为先进,却得出了相异的结论。(www.daowen.com)
梳理以上国内外文献可以看到,国外住房保障或补贴制度历程长,不仅已形成相对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而且由于积累数据的统计完善且可获得,多角度多方法不同方式的评价研究众多,既包括内在蕴含住房保障政策目标效率的分析,也包含经济效率的评估。然而,国外成熟的框架体系和评价方法难以简单运用到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评价。而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运行绩效,在住房保障制度不断调整完善的阶段,数据缺乏或不连续,进行深层次的政策经济效率评价为时尚早,其基础性问题是住房保障制度(或政策)是否达到了基本要求,即是否实现了政策的预定目标。显然,已有评估文献对数据的简单罗列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章将首先系统地分析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短期长期目标,并进行简单评价,重点则放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是否真正实现了制度中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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