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献中，关于住房价格限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住房租金限制及其效应的探讨。如Olsen（1991），E.O.，Zheng，D.H.，Deng，Y.H.etc.（2007）分别探讨了纽约住房租金与加利福尼亚移动住房停靠场租金的限制问题[164][165]。Dirk W.Early（2000）针对租金限制与租赁房供给及租户收益分布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166]，而Robert Krol，Shirley Svorny（2005）则考察租金限制对租户上下班时间的影响[167]等。而基于社会利益考察西方国家的租金控制，许德风（2009）认为对房东“所有权的社会限制绝不仅仅是权利不得滥用的问题，而是可以剥夺所有权的某些权能，甚至导致所有权的丧失”[168]。关于住房销售价格限制的文献极少，仅新加坡住房市场的公屋销售价格是受到政府政策限制，Yong Tu，Grace K.M.Wong（2002）就针对新加坡公屋二手房市场，从经验角度分析了价格变动主要受政府公共政策影响而非经济因素[169]。尽管我国大城市住房问题现状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某一阶段，但我国基本国情与住房发展阶段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国情为基本出发点，独立探索住房价格限制的特有规律。

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实践的限价房政策又是一种住房限价的政策实践，对政策的分析相应也涌现了较多的时评性和学术性文献。时评性文献侧重于实践的报道、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和对中低收入人群保障可能性的分析等[170-172]。学术性文献侧重管制方式、效应等方面的探讨。在反对限价房政策学理分析中，彭兴庭（2009），陈杰、张兴瑞（2008）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认为价格的行政干预将导致市场行为扭曲，单纯的住房价格管制不仅不能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反而会出现多重福利损失[173-174]。更多学术研究关注限价房的属性、定价、管理模式及政策的市场效应等。杜金峰、冯长春（2009），章鸿艳（2008），钟庭军（2008）对限价房的基本内涵、属性和定位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75-178]。王昊等（2009）归纳国内城市限价房政策的实践经验，探讨了限价房的管理模式[179]。章鸿艳（2008）基于限价房价值内涵，探讨了限价房的基准房价的定价问题[180]。陈峰，等（2007，2008）对各大城市不同政策实践中的具体定价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归纳探讨，也对实践中不同的限房价产品进行了比较分析[181-182]。王吓忠（2007）则从博弈论视角深入分析不同定价模式的市场效率[65]。巫月娥（2008）对实践中限价房的几种价格规制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183]。而限价房政策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凌维慈（2009）基于限价房购买合同，从法学视角探讨分析了政府土地补助金返回请求责任方为地方政府部门，而非开发商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184]。丁烈云、陈峰（2008）基于住房分层供应与限价房的基本属性，提出了以限价房构建中等收入人群住房供应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中等收入人群住房分层供应体系的具体制度安排进行了初步设计[185]。(www.daowen.com)

然而，总体上限价房政策的学理研究薄弱。主要体现为：其一，政策的供需机理研究缺乏，导致政策出台、终止决策的依据认识模糊，其决策过程值得斟酌；也导致政策是以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还是强调政策的市场传导机制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或兼而有之的目标定位认识不清。其二，住房产品作为政策工具，强调管制，但对管制方式认识不深，不仅存在属性争论，管制工具也没有完全到位；同时，政策设计中也缺乏能力型建设的政策工具；其三，政策运行中，依然没有解决类似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运行中的制度风险，如开发商住房质量等方面的监管风险，目标人群资格审核风险，以及退出机制等问题。下文将以政策缘起与政策机理分析为突破口，探讨政策风险存在的形式，分析以上几类问题的解决路径，以期深化限价房政策的学理研究，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