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既是过去积累的结果，也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比如，一个国家的短期发展，可能得益于来自外部的大规模外债援助，但是这种增长却为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在评价时，只看到其经济增长的短期成果，而对其外债视而不见，则是不够客观的。再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在短期内其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并不明显。因此，我们在通过跨国比较的方法评价中国前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时，也应该综合考虑各个国家的各种经济遗产。

前三十年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很多涉及方面因为缺少有效的数据，因此无法做时间序列的精确分析。然而，Perkins（2008）通过估计16—65岁非学生身份的成年人受学校教育情况的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前三十年中国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发生的变化，如第282页表2所示。第282页表2中，1952年，在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中，仅有1/4完成了小学教育，并且只有1/15拥有高于小学水平的文凭。到1978年，一半以上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拥有小学以上的文凭，并且达到初中、高中水平的比例明显提升，没有文凭的比例也显著下降^[4]。

表2　工作年龄非学生身份成年人拥有的最高文凭（%）

数据来源：Perkins and Rawski，2008，第837页。(www.daowen.com)

根据Perkins（1969）估计，在1952—1978年间，中国的灌溉面积比例由18.5%提高到45.2%。并且麦迪森（1999）认为，中国的灌溉面积比例远远高于印度和欧洲（1850年时只有3.5%），也明显高于美国（1995年为10%）。然而，中国当时的人均公共基础设施消费却不高。从表3可以看出：在人均电力消费方面，1978年中国为每人264度，22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45度，中国排名第16位。同年南非的人均消费水平最高为每人3213度，是中国的12倍。在单位面积铁路里程方面，中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约为52公里，平均水平为82.2公里，韩国单位面积的铁路里程最多为316.6公里，是中国的6倍。在外债存量方面，中国的外债最低，占GNI的比例不到3%，而埃及的外债最高占GNI的比例高达90%，同时期22个国家的平均外债存量也为31%，这说明那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几乎没有依靠外部援助，同时也没有为后期发展带来负担。人口抚养比方面，中国的抚养比优于22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排在第5位，这意味着前三十年没有为后三十年发展造成过多的劳动力抚养负担。

表3　1978年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遗产方面指标排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