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改革开放以后到2013年“中国模式”转型绩效进行测算得出，从总体来看，中国33年的时间内，“中国模式”转型绩效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未来，如何保持“中国模式”转型绩效的不断递增趋势，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是下一步“中国模式”转型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创新问题。这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长期的制度变迁中，如果避免边际报酬递减，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需要考虑后期制度变迁效率、“中国模式”转型的成本大小，以及“中国模式”转型成本分摊中的利益方博弈失衡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大小。

第二，对“中国模式”转型绩效框架进行分析可见，“体制模式”转型绩效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最为直接的贡献力量。这表明在“中国模式”转型中，国家越来越倾向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微观”调控向“直接”调控的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减少国家行政干预；结构性转型绩效波动较大，前十几年波动较为平缓，1993年以后增速十分显著，这说明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结构转型中，二元制结构已经逐步改善，城乡发展进一步协调。但是城乡差距依然很大，是制约中国发展中十分重要的因素，结构转型绩效要想进一步提升，未来还需要加强调整力量。另外发展方式转型也是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但是与“体制模式”转型绩效、“结构模式”转型绩效相互比较，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增长幅度有限，21世纪以后，其收益趋势更加明显，开始逐步发挥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效益。

第三，对改革开放以后到2013年“中国模式”转型绩效阶段性变化特征进行判断可见：“中国模式”转型绩效阶段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变化与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相互符合，比较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中国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未来“中国模式”转型中，应继续加强和深化改革。(www.daowen.com)

第四，发挥国家主体在“中国模式”转型后的有效控制作用。国家调控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调控状况直接界定了“中国模式”转型的能力，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可以说“中国模式”转型中，政府合理的宏观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内在化、规律化和合理化。在体制转型中，通过减少国家行政干预，给予市场经济以合适的自由空间，强化市场调节的作用，淡化国家干预，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合理、有序发展，发挥国家主体在“中国模式”转型后的有效控制作用，恰恰是国家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重要举措，为市场经济主义构建了相对自由的制度创新保障。随着当前“中国模式”转型的深化，“体制模式”转型绩效在“中国模式”转型绩效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步加大，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体制模式”变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制度创新，增强体制创新所带来的效率改进，实现体制转型绩效的不断增加，有利于保障国家宏观调控在中国市场经济稳定发展中的合理和高效运行。

第五，“中国模式”转型后期的重点需要根据转型实际结果进行调整。众所周知，制度变迁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中国模式”转型作为一个制度的根本性变化，是一个长期且十分复杂的过程。“中国模式”转型已经进入后期阶段，模式转型的目标已经确定，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应该根据转型实践结果，进行重点领域的调整，“中国模式”转型的重点只有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中国的转型才算是成功的、有保障的。特别是“中国模式”转型中，转型速度的处理问题上，不可以一味地追求快，从而忽视了中国经济现实承受能力，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未来转型绩效才能保障实现规模效益递增，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才能最终是一种良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