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江^[1]

摘 要 本文在对“中国模式”转型绩效内涵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将“中国模式”转型绩效划分为三个主要维度，分别为体制转型绩效、结构转型绩效和发展方式转型绩效。构建“中国模式”转型绩效评价体系，确定系统层、状态层和要素层，分配指标权重，对“中国模式”转型绩效综合指数进行测算。测算结果得出：第一，从总体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三年的时间内，“中国模式”转型绩效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未来，如何保持“中国模式”转型绩效的不断递增趋势，这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长期的制度变迁中，如果避免边际报酬递减，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需要考虑后期制度变迁效率、“中国模式”转型的成本大小，以及“中国模式”转型成本分摊中的利益方博弈失衡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大小。第二，“体制模式”转型绩效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最为直接的贡献力量。这表明在“中国模式”转型中，国家越来越倾向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微观”调控向“直接”调控的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减少国家行政干预。第三，“中国模式”转型绩效阶段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变化与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相互符合。对此本文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发挥国家主体在“中国模式”转型后的有效控制作用；第二，“中国模式”转型后期的重点需要根据转型实际结果进行调整。

关键词 “中国模式”；转型；绩效(www.daowen.com)

“中国模式”转型中，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相比较苏联和东欧更加具有复杂性，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现实，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转化之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基础大国，其中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据80%的水平。而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与中国正好相反，在模式转型之前苏联和东欧都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在全国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仅为14%。因此，“中国模式”转型不仅仅是实现“体制模式”转型，更是在“体制模式”转型中，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社会进步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同时“中国模式”的转型，更是实现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中国模式”的全方位转型。本文将从中国体制转型绩效、结构转型绩效和发展方式转型绩效三个方面对“中国模式”转型绩效进行综合评价。鉴于评价定量性指标的获取，本文“中国模式”转型绩效的评价体系的构建侧重于经济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