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中国经济的历史动态表现，看作是一系列多层次、大规模、不均衡转型过程的外在反映，利用“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结构转变”理论解释框架，对中国长期经济衰微与复兴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古代超稳固的制度架构，赋予了农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政治制度的绝对权威，通过阻碍经济制度的偶发性变迁、限制技术进步的发生领域，来固化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缺乏变迁动力的制度架构，在世界经济格局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抹杀了中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可能，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的历史大趋势。第二，近代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制度变迁由零散、滞后、低效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全面、快速、高效的强制行为，新的制度架构通过作用于技术进步，在短时间内激发出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依旧游离于世界分工体系之外的经济发展策略，促使封闭状态下高度集权体制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大起大落的不均衡增长状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只能作为经济复兴的重启阶段，而非全面推进阶段。第三，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整个封闭型制度架构向开放型制度架构的全面变迁过程。政治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文化发展手段之间的良性互动，既保障了转型过程的渐进性与有序性，又激发了需求层面对技术进步的驱动力，加之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红利”，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兴注入了持久的推动力。

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表现，都是历史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既是对过去历史遗产的继承，也是决定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原因。以史为鉴，通过总结经济衰微与复兴的规律，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为此，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包容性制度环境的构建是中国经济由衰微走向复兴的重要基石。制度环境由“一元”向“多元”、由“排斥”向“兼容”、由“主导”向“平衡”的转变，既打破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制度架构中政治制度的绝对权威，又提高了政治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文化发展手段在目标、运作上的协调性，为经济的全面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稳步推进是中国经济由衰微走向复兴的动力之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自发演进过程的旁观者，只能偶然获得这种经济互动带来的“溢出”效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在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获得的“全球化红利”，构成中国经济由衰微走向复兴的动力之源。(www.daowen.com)

第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破除路径依赖、实现经济复兴的有效途径。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通过改变技术供给力量与需求力量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动力与程度，引导经济增长过程走上不同的路径，进而决定未来经济的走势。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既能够为经济增长过程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路径的转换提供契机，同时也是破除路径依赖、全面推进经济复兴的有效途径。

第四，供需结构的调整是中国经济复兴全面推进的必要保障。经济的复兴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需求结构在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比例变化，会对经济表现产生不同大小的拉动作用，而供给结构通过作用于要素投入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经济表现产生差异化的推动作用，这种拉力与推力的此消彼长，决定了经济复兴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与波动性。因此，供需结构调整，既是复兴进程中熨平经济剧烈波动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由衰微向复兴全面推进的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