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不断被边缘化，但是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缓和，由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格局，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从属的多极世界格局。以此为契机，秉承“不结盟”外交战略的中国放弃了闭关自守的发展思路，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寻找贸易伙伴、实施援助计划等途径增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谋求国际合作对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转型的初始状态来看，计划经济高度集权体制的缺陷在1949年后不断显现，特别是民主决策正式制度的失灵对经济制度产生了极大干扰，引起这一时期经济的大幅波动。1966年开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制度变迁，迫使国家制度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不断被摧毁与重建。［23］范围过大、程度过深以及速度过快的一系列制度变迁，造成整个国家的无序、混乱以及国民经济的大幅衰退。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涉及整个制度架构的全面变迁。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变迁为开放型政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稳定为先、逐步推进”的政治发展战略，直接决定了经济制度改革的渐进性与有序性。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以指令型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最终变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模式也由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模式，转向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投资”双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发展、开放”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构成新的非正式制度内核，基于民主、监督、学习的政治非正式制度以及重塑个体意识、强化契约观念、突出效率思维等经济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有利于决策层与大众在转型过程中形成“重叠共识”。非正式制度下确立的旨在解放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发展手段，能够发挥稳定、规范、约束与纠偏的功能，帮助化解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可能存在的冲突，保障转型的平稳、顺利推进。

新的制度架构下，政治发展战略确立了技术领域内稳定为先、顺序推进的引导原则，技术进步的发生领域由赶超战略下的重工业范畴，复归至承担国民经济基础作用的农业范畴，技术扩散方式由全面推进转向“局部试点、渐进推广”。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投资”双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更为重视世界范围内要素禀赋与市场需求变化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力，全局视野下的比较优势原则成为技术进步主体衡量预期成本与收益的重要组成因素，技术进步方式由强制供给转变为需求激励。“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推广有助于决策层与技术创新主体形成开放式创新意识的“重叠共识”，而旨在解放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发展手段，在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又起到了规范经济行为、化解矛盾、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www.daowen.com)

整个制度体系的变迁，有效纠正了改革开放前过分追求国有化、工业化的封闭式技术进步偏好。在开放、平衡的发展策略下，以“投资—出口”双依赖为特征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形成，经济政策的调整思路也由短期被动适应型转向长期主动战略型，在突出经济结构增量与存量“双调整”的基础上，发挥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对供需结构优化的推动力。［24］需求结构中“投资—出口”外需力量的加强与供给结构中要素市场的重建相互作用，释放出较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更为合理与稳定的经济高速增长动力。至此，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促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由衰退到全面复兴的历史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