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外部环境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其一，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分化态势，西欧及西欧衍生国与亚、非、拉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拉大，世界经济转入不平衡增长阶段；其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的强烈示范作用，以及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对经典计划体制的积极修正，凸显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其三，受到冷战世界格局的影响，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先行者，由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帮助者转变为1949年后经济封锁与孤立政策的实施者。就转型前的初始状态来看，尽管近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了一系列工业化改革运动，经济发展也迎来了第一个黄金增长期。但是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滞后、被动与不彻底特征，过于依赖外部环境的技术进步方式，促使经济发展路径呈现出无序、低效以及不均衡的特征。经济结构中的工业化、现代化成分微弱，以先进技术水平为特征的机器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几乎为空白，1949年前的经济依旧处于衰退阶段。

受到外部环境变化与1949年前初始状态的影响，国家迅速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供给意愿，通过一系列由政府主导并强制实施的激进式制度变迁集合，快速推进近代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在新的均衡制度架构内，计划经济下高度集权的政治正式制度，确立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封闭式追赶型政治发展战略。以指令为基础的经济正式制度，也随之细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领域内的“一元化”强意识形态构成计划经济架构下非正式制度的内核，个人政治观念、道德判断、价值认知以及知识体现相互交锋的“公共领域”趋于消失，基于权威、经验、习惯的政治非正式制度以及重视群体本位、追求平均主义、倡导单向服从的经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执政党集体领导下的“理性共识”，并进一步演化为“目标确立—政治动员—群众参与”的文化发展手段。

均衡制度架构内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于技术进步。封闭式追赶型政治发展战略，促使技术进步的方向由传统技术转向现代技术，技术进步的方式由自我创新，转向从苏联定向模仿、引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工业领域内的技术进步需求激增，扭曲的要素、价格支持体系刺激城市工业技术供给力量勃发。强意识形态下的文化发展手段以最小成本，提高了政治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在技术领域的运行效率，“目标确立—政治动员—群众参与”的运作方式，促使技术进步的实际管理力量向上集中，由民间的自发行为转向国家的统一规划。(www.daowen.com)

尽管这些技术层面的变化促使中国在转型初期迅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国民经济体系，交通运输、水利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随着转型的不断推进，这种封闭、单一、扭曲的技术进步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工业”“国有经济”双优先的发展策略，催生出粗放且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一五”后的经济增长很快落入低水平的发展路径。受到偶发政治运动以及决策阶层理性共识的影响，人为提高资本积累比率与倾斜式资源要素投入等政策的应用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工业化、国有化、城市化特征在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以及财政收入结构中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但从整个经济增长表现的历史维度来看，近代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让原本处于不断衰退的中国经济，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迅速恢复至历史最高水平，为整个经济复兴的重启提供了良好契机，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