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逐渐突破对自然界有限的认知与驾驭能力之后，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转变为“马尔萨斯制约”。［15］生存目标与人地矛盾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农耕文明产生、发展并成为世界主导文明的重要原因。但是到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力量全面兴起，由东方农业文明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彻底让位于西方工业文明。这段承载着巨大落差的历史过程，引发了学术界对“文明分叉”“经济大分流”等众多命题的探讨，而这些命题的触发源自于“李约瑟之谜”对现代科技起源于欧洲而非中国、印度的追问。Elvin认为人地比例失调引起的工业投资匮乏、劳动替代型技术需求不足，致使1400年以后的中国彻底失去技术优势。［16］林毅夫将中国错失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未能完成技术发明模式由经验试错向重复试验的转变。［17］文贯中认为地理禀赋、自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作用是近代科学萌芽的必要条件。［18］陈强将制衡政治结构匮乏造成的工商产权薄弱，看作是“李约瑟之谜”出现的根本原因。［19］除此以外，系统论、分工论等视角下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赵红军认为众多解释性假说的涌现与共存是“李约瑟之谜”复杂、宏大的性质使然，引入多种机制、强调动态调整、拟合非均衡现实的分析思路，更有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本。［20］因此，我们认为“李约瑟之谜”不仅是对现代科技起源的诘问，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转换背景下具有“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结构转换”运行机制的历史转型问题，中国古代科技与经济表现的由盛转衰，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

中国古代经济的繁荣是由农业经济主导的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供给出了能够不断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首先，集权式的封建政治正式制度，暗含着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王权的政治发展战略，这就要求统治阶层在保障国家大一统稳定局面的前提下，寻找维持日常开支的税收来源。其次，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正式制度将土地所有权无条件收归国有，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依附关系，既导致农地的高度细碎化，又促使小农经济主体的农业生产行为与官僚阶层强制性征税目标直接挂钩，形成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最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非正式制度与重农抑商主流文化等经济非正式制度组成的文化发展手段，既能够借助儒家教育、普及重农抑商主流文化，加强对小农行为主体农业生产活动的管控，又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夸大官僚精英的地位与特权，进一步巩固官民社会二重结构。［21］至此，政治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模式与文化发展手段实现了高度匹配，上至皇权所有者下至黎民百姓，都将农业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尽管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调与抵触程度，决定了不同朝代政权的稳定与动荡，但是政治制度由失衡向均衡的重复性运动，总能将非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制度重新拉回与既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均衡状态。［22］因此，天下“分合”与朝代更迭，恰恰是又一轮封建制度架构重建、巩固的开始。在这种超稳固的封建制度架构下，政治发展战略将技术进步的发生领域，限制在降低政权风险、强本抑末的农业经济范畴。小农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视技术进步的农业效率增进功能，有效刺激了扩大农作物产出的技术进步需求，以及保障农业生产的水利、灌溉、耕作等技术进步供给。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官本位”利益取向，将精英、知识、财富与政治高度捆绑，既有利于统治阶层直接干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又提高了技术进步主体从事科技、工艺创新的机会成本。而重农抑商主流文化的普及，在阻碍农业生产剩余向工商业进行技术投资的同时，降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工商业技术进步主体的可能性。(www.daowen.com)

技术进步对制度的过度依赖，加速了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自我强化。工商业的发展不得不依赖农业生产剩余的积累，有限的商业积累资本又多用于土地兼并、地主放贷而非向产业资本转化，致使工商业在整个古代经济结构中，始终处于农业经济的附属位置。因此，当整个世界格局的主导权交由工业文明来掌控的时候，没有发生根本性制度变迁的中国，无法产生以工商业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更无法抓住1840年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开放机遇。外国资本、科学技术以及新型工业经济渗入的外部冲击，仅仅带来了各别行业的扩张，而没有从农业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过渡到工业主导的现代化经济结构。伴随着这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资本主义经济几经萌芽却无法蓬勃发展，缺乏实质性变革的工商业，始终无法通过结构因素成为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动力源，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由盛转衰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