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世界各国经济相继走出大萧条的泥潭，制度、政策环境的构建促使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逐渐形成。近代殖民体系的瓦解引起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张，战后投资需求的大幅上升促使国际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加之电子、通信等领域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增长时代。而中国在这一时期采用脱离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策略，确立了封闭条件下由国家发动、城市主导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在极短时间内强制重启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主要依靠加快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来推进。一方面，以苏联援建为契机，通过直接从苏联定向模仿、引进的方式搭建工业化、现代化的技术平台。“一五”期间，中国接受苏联援建工业项目达156个，能源工业、国防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占到总项目比重的89.70%，引进技术专家3000余人。另一方面，通过国家资助与管理的高度捆绑，将技术进步的发生领域限制在工业范畴，以奖励代替专利的方式推进私人发明创造的国有化。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一五”时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9.80%，远高于同时期的美国、英国与日本，1957年工业内部构成中的重工业占比达到45.10%，较1952年上升了近10.10%；经济增长势头十分明显，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0%。

表2　各方对“一五”时期中国经济指标的统计与估计（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珀金斯的估计数据来自《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麦迪森的估计数据来源于www.ggdc.net/Middison；罗斯基、刘大中、叶孔嘉的估计数据来源于《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但是这种封闭、扭曲的技术进步方式，不仅无法形成以世界市场为需求导向、以技术层级扩散为供给方式的技术进步新型驱动力，反而在降低原有经济模式自我强化成本的同时，增大了增长路径的转换成本，引起整个经济结构的扭曲与增长表现的失控。因此，与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与中国台湾不同，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五”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并未步入“经济起飞”阶段，而是转入大起大落的不均衡增长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1957—1976年的GDP及各产业增长率指标的记录进行计算，1957—1960年的工业增长率累计上升至88.60%，而农业增长率累计下降至-28.80%；1957—1966年的农业增长率波动系数高达538.46%，是工业增长率波动系数的3倍，GDP年均增长率仅为5.82%，增长率波动系数达到232.99%；1967—1976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5.46%，远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同期水平。(www.daowen.com)

表3　1957—1965年中国GDP、农业、工业增长率表现（单位：%）

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