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来看，15—19世纪君主专制下的欧洲通过“中心—边缘”对外扩张方式，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12］市民、商人阶层的相继崛起，加速了以争夺自治权为基础的政治变革，生产、贸易、市场等基础经济制度不断形成，加之经验唯物主义探索思维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整个制度架构的变迁将技术进步与商业变革、贸易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再由“中心—边缘”体系加以强化。中心地借助贸易联系、技术扩散控制边缘区，边缘区通过单一化的经营方式提供资本与原料，闲置劳动力的释放，加快了非农业领域的多样化、专业化发展，不断累积的商业变革与贸易扩张冲动，形成技术进步的又一轮驱动力，促使世界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结构转变与经济快速增长。以1930年的英国为例，工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0.30%，农业份额较1780年下降了近20.10%。从1820—1870年与1870—1913年的世界GDP与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中可以看出，较1870—1913年增长了2.26倍的GDP增长率，支持了近两倍的人口增长率，促使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820—1870年的2.45倍。

与欧洲经济体相反，官僚行政体系下的国家统治者，更倾向采用增加水稻种植面积、促进农业技术集约化改革等对内扩张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海上贸易的周期性限制，致使中国无法利用世界分工体系对技术变革的外向引力，加之工业化取向的技术进步主体匮乏，经济结构变迁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近代中国依旧维持传统农业国的身份，并且与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异的态势。1890年以制造业、运输业为代表的现代产业仅占GDP的0.50%，农业占比高达68.50%，；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由1820年的32.90%，下降至1913年的8.90%；1913年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0.41%，占世界人均GDP的份额较1820年下降了53.76%。(www.daowen.com)

随着世界技术革命的积累效应趋于弱化，资本主义经济于1912年相继步入大萧条。而此时的中国在政策层面放松了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限制，以被动参与者的身份吸收世界资本与科学技术，并孕育出三次工业化浪潮。根据珀金斯［13］、罗斯基［14］等人的估算，中国在1914—1931年的制造业实际产出增长率维持在8.00%，经济结构中制造、运输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值占GDP总额，由1890年的0.70%上升至1933年的5.30%。但是从较长的视域来看，经济“黄金期”的出现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技术变革过于依赖战后市场与国外资本，并且多发生于城市工业、军事、交通等领域，无法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及合理的经济结构，更无法从根本上转变为现代工业国，整个近代中国的经济依旧处于衰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