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20年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在世界范围内均处于领先地位。印度与中国以绝对优势共同主导着第一个千年里世界人口与经济的增长，前者拥有最多的人口数量、最大的经济总量以及最高的人均GDP，中国紧随其后，并在第二个千年里超越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表1　1—1820年中国与欧洲相关指标对比表（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随后发生的数次大规模战乱以及气候的急剧变化，致使人均可耕地面积下降，土地税源的缩减成为皇权稳定的最大隐患。为了寻找更为适宜的农作物种植环境，中国的人口、经济重心全面南移，超过3/4的人口迁至长江以南。水稻耕作的扩大，刺激了工具改进、复种轮作等农业集约化发展技术的需求，加之宋朝政府为开辟财源供给出了鼓励手工业发展、贸易开放的相关制度，有效刺激了冶炼、纺织、航海等行业的技术进步供给与需求。铁、铜等金属被大规模生产出来，并应用于改进农业生产工具，1064年的人均铁产量达到2.91磅，远高于欧洲同期水平。水利纺织技术的出现，不逊于18世纪欧洲的同类纺织机器。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在知识传播、军事、航海活动中的应用，更被视为中国技术领先世界的标志。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促使人口数量全面增长，而商业化成分的增强，又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引至商品化活动与手工业活动中。伴随着生产结构与收入结构的改变，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时期，人均GDP由960年的450美元，上升至1300年的600美元，远超同期世界各国水平。［11］(www.daowen.com)

但是在随后频繁的政权更迭过程中，疆域拓展缓解了皇权维稳的税源压力，统治层中央集权意愿的加强，压制了宋朝孕育出的农业以外技术进步力量。明朝严苛的禁海政策，将私人贸易活动限制在非法范畴，民间造船、航海等方面的技术进步陷入停滞，“朝贡式”官方贸易丧失了市场功能。国家统一、巩固皇权的政治战略，促使生产向小农家庭复归，土地兼并、地主高利贷等扭曲的高回报率，阻断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渠道，而重税、苛捐、助饷政策，又造成了商业资本的无谓消耗，促使中国古代农业主导型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公元16世纪，中国以传统农业国的身份跃至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的首位，GDP占据世界份额的25.20%，并且以0.41%的GDP增长率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820年，最终以高达32.90%的世界GDP份额迈入历史最高点。

图3　公元1500—1820年七国GDP占世界GDP比重变化图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相关数据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