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叶以前，技术创新以效率型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技术发明都是对土地、劳动力和能源短缺的反应，“铁、煤和蒸汽机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资源”，其经济意义也在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正如经济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行业——纺织业中的进步，如“水力纺纱机”“珍妮纺纱机”以及“螺机”，其主要后果是摧毁了家庭手工纺织业和部分替代了国外产品。但是到了19后半期，工业革命以及技术创新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与技术的结合变得日益紧密，为连续的产品创新提供了可能。其次，作为产品创新的一个主要平台，许多公司成立了应用工业实验室，如拜耳（1874）、标准（1880）、通用电气（1901）、杜邦（1902）、帕克—戴维斯（1902）、康宁玻璃（1908）、贝尔实验室（1911）、柯达（1913）、通用汽车（1919）等。这些实验室专门从事经验性研究，创造了许多对人类消费具有变革意义的新产品。［16］

史学家普遍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世界的人们可消费的产品与古罗马时期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与当时的东方世界相差无几。当代人们熟知的消费品如自行车、照相机、打字机、缝纫机、电话、电灯、汽车、留声机和电影都出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而不被人们所注意到的产品创新要比留在科技史上的标志性发明多得多。这些发明遍及人们的“衣食住用行”以及教育、娱乐、休闲和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公共消费领域，新的供水、排水系统，公共卫生规划和设施，巴斯德灭菌法对于城市生活的改造以及公共交通体系也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的。［17］

技术创新的这种变化在社会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伊万丝就特别提到，女性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很多制造行业的市场”，而且这一变化“十分民主，而非仅仅限于富人和特权阶层”。［18］在一部享有世界学术声誉的著作中，在叙述近代以来的技术革新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史蒂文·瓦戈几乎没有论及效率或是生产率的提高，而是着重探讨了新产品对人类社会变化的重大影响，描述了这些产品对财富分配、权力、文化、投票率、饮食、工作，乃至婚姻和性别关系的重塑。［19］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与此前的技术进步有着怎样的不同。

以上是西方世界的技术创新在19世纪发生的变化，那么中国的情形又如何呢？与欧洲19世纪中叶以前相同，中国自宋代以来的技术进步都以提高生产率和供给更多的产品为主要特征，在这期间，并没有出现过有重要消费意义的产品创新。农业中的发展，无论是水利建设还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都不可能带来新产品。新作物，如占城稻、高粱、玉米等的引进实际上是这次农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但是这些新作物并不能实质性地引起消费集的变化。就消费结构而言，农产品种类的扩张，尤其是粮食作物品种的增加，不具有消费意义上的多样化特征。明清时期中国早期工业，尤其是江南工业的发展给经济史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间发生的技术进步也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但是，与农业发展相同，这一时期工业中的进步也以生产率的提高为主。尽管在传统染色技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对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而言，这些技术进步的消费意义并不明显。(www.daowen.com)

宋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消费有了一些重要发展，尤其是明清江南地区的消费更是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但是，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消费呈现出了明显的波动性特征，历代前期并无特别之处，都是在中晚期出现了繁华景象。显然，这种消费上的多样性的出现与其说是产品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经济繁荣的表现。孙竞昊对明清江南地区消费主体和消费结构的分析都表明传统中国的消费与收入、身份和地位高度相关，而与产品种类的变化并无直接关系。［20］因此，宋代以来，古代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消费发展更多地与经济发展相关，是效率型技术进步的表现。

实际上，发生在西方19世纪后半期的产品创新以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中的电、磁、光、声和现代化学以及分子生物学为基础，以新的实验方法为主要手段，以现代企业和工业创新为主体，以现代商业环境和市场经济为平台，而传统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在产品创新上很难表现出西方世界19世纪后半期那样的创造力。古代中国在消费品生产工艺上有非常重要的革新，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说宋元或者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消费意义的新产品，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尤其是当我们将目光对准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农家的厅堂厨卫时，明清与秦汉可能也就只有朝代名称上的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