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性减速”的假说，部门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是结构转变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结构转变主要通过改变全行业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为了理解中国传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效应，我们首先采用一个不同于传统生产函数的核算框架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从而得出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增长的影响，进一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结构分解，采用比较静态分析的基本思路，通过设置一个反事实的劳动生产率得出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后，通过分析30多年来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来研究结构效应的动态变迁。

1.经济增长因素分解

Y代表实际GDP，P代表总人口，E代表就业人口，A代表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正在找工作的人口），L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即处于15—64岁的人口。

从上式看出，经济增长率被分解为四个部分：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经济活动人口就业率变动率、劳动参与率变动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们可计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的贡献份额。其中GDP数据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就业人口、经济活动人口、15—64岁人口比重均来自统计年鉴。为了反映各因素在时间阶段上的变化，我们以5年为一个时期，计算出各因素变动率和贡献份额如下：

表1　1982—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的因素分解

续表

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表内数据经作者计算整理。

根据上表可以观察到一些有意思的增长特征：（1）劳动生产率变动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几乎与人均实际GDP保持了同步增长，几乎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也存在正向影响，这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不到10%。（3）劳动参与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为负，这主要是因为近20年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这是一个很容易得到经验验证的结论，因为近20年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得社会平均初次就业年龄提升，从而使得15岁以上人群中就业的人口减少。（4）经济活动人口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稳定在2%～4%。（4）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几乎被劳动参与率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所抵消。这反映出，虽然在这一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但由于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得初次就业年龄延缓，从而使得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动并没有提升劳动力的“数量”，但由于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得到提升，而这一部分并不反映在人口因素本身，而是反映在劳动生产率中。因此，劳动生产率就成为我们重点分析的部分。

2.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结构分解

据前文分析，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变动的决定因素，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成为值得关注的核心。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分产业结构分解，由于劳动生产率等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与该产业就业比重乘积的加总，即有：

则推导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分别提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与总劳动生产率之比的公因子，得出：

从上式观察到，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率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动，这一部分受到资本深化程度、技术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二是各产业增加值比重，这一部分即是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结构性因素。我们采取一种反事实分析法来测算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结构效应”。首先，我们可根据前文分析将现期的劳动生产率表示如下：(www.daowen.com)

进一步，设定一个用于比较的基期的产业结构，为了得出现期相对于基期的劳动生产率变动有多少是由于结构变化带来的，计算出一个反事实的不包括结构变化的劳动生产率，即：

将现期劳动生产率与反事实劳动生产率之差除以现期劳动生产率本身，即得出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结构效应，即：

根据这一算法，我们计算出1997—201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效应SE为16.98%，同时，为了反映结构效应的区域差异，我们参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排名》（任保平等，2012）的区域划分方法，分别计算了四大区域的结构效应SE，其中东部地区SE为18.35%，西部地区SE为17.41%，中部地区SE为6.17%，东北地区SE为-16.17%，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即结构性加速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同时我们也计算了各省区的结构效应SE，得出结果如下：

表2　1997—2012年各省区结构效应（SE）

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经作者计算整理。

3.结构效应的动态变迁

此外，从动态的角度，我们主要关注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比重的变化。从第203页图1反映的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处于上升趋势，相对水平保持稳定。工业劳动生产率最高，服务业略次之，农业最低。从第203页图2反映的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就业结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1996年，这一阶段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但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速度要快于工业，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发生的是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以农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为主；第二阶段是1996—2003年，这一阶段农业就业比重保持稳定，工业就业比重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发生的主要是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第三阶段是2003—2012年，这一阶段农业就业比重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同步增长，这一阶段发生的是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

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和就业比重变化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整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是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加速”；但分阶段而言，1990—1996年的结构效应以农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为主，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于服务业，发生的是“结构性加速”；1996—2003年的结构效应以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为主，由于工业生产率高于服务业，发生的是“结构性减速”，当然，这一转型并不意味着此时的中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型与政策原因有很大关系，1998年以来的国企改革强调“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大量传统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后进入传统服务业，虽然从结构层面来说是“结构性减速”，但产业内生产率的提升是巨大的；2003—2012年的结构效应以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为主，因此这一阶段又称为“结构性加速”，应当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保持稳定，后工业化时期的“结构性减速”还并未发生。

图1　1990—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表内结果经作者计算整理。

图2　1990—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就业结构的趋势来看，过去的二十年是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将进一步降低至稳定水平；而随着资本深化和禀赋结构的升级，工业就业人员比重将在未来某一时刻开始降低，即出现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Acemoglu et al.，2006）。这就意味着，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是“结构性加速”还是“结构性减速”，主要取决于服务业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即产业比较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