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测算出各个地区的要素产出弹性之后，我们估算了各省的潜在就业，估算方法参照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将经HP滤波后的劳动参与率与经济活动人口相乘，从而得到潜在就业。进一步，我们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和产出弹性，代入潜在就业以及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估计出经济的潜在产出，并将各地潜在产出加总得到全国总潜在产出，从而计算得出中国1998—2014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同时在不考虑各地区空间异质性的背景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FE）估算出1997—2014年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并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出中国1998—2014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3　中国1998—2014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3]

续表

图1　中国1998—2014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

根据图1可以发现，1998—2014年，用两种方法估计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了大体一致的趋势性特征，但在很多年份又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从一致性来看，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SUR模型估计，测算的大体趋势相同，1997—2006年中，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比较大的偏离，表明这一时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不仅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受需求方因素的外生冲击影响，这说明这一阶段以周期性的需求管理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是合适的。但在2007—2014年这一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周期变化则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周期变化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由于自2007年以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下降阶段，因此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是由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所引起，如果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改善经济的供给面。(www.daowen.com)

从差异性来看，通过SUR模型估计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其波动幅度相对于固定效应模型而言更小，更少出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起大落，同时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缺口更小。这意味着在考虑了空间异质性的背景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对实际经济增长率趋势变化的决定作用更加明显。在2002年、2005年和2010年三个年份上，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出现很大的偏离，而这并不能够被经济中的现实原因所解释。特别是2009年在需求刺激的作用下，201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明显回升，甚至高过实际经济增长率。由于需求冲击更多的是造成增长缺口的变化，而非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因此这一结论显然与理论相悖。而基于SUR模型估计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则比较好的反映了现实经济的变化情况，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都在2010年出现向下的拐点，但这两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实际上反映了2009年到2010年需求刺激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此时仅采用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已经不再能够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因此必须将需求扩张与供给改善结合起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

当然，仅仅给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还并不能够解释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原因，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我国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源。因此，我们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计算了全国层面的各要素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图2　中国1998—2014年各要素增长率变化趋势

根据图2显示的各要素增长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资本存量增长率处于高位，变动幅度也最为剧烈，从2004年最高位的约38%降低到2014年的约10%，这体现出投资扩张性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劳动力增长率比较平稳，增长率基本在2%以内。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则在6%以内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趋势，近年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在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全面普及的背景下，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出现了暂时的放缓，未来随着义务教育年限的增长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人力资本存量将保持持续增长。

结合潜在经济增长率、要素及要素弹性的变化趋势综合分析可知，潜在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点后出现了下降趋势，这种下降是资本存量增速的下降所导致的，特别是近几年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与资本存量增长率的迅速下降相符，同时，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的放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