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估计的系数结果，我们将其与各要素结构比重相乘，从而得出1997—2012年的各要素产出弹性变化程度。计算出的结果如下：

表3　各类要素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从表3中可看出，由于估计系数的差别，SFA模型中的劳动产出弹性要高于FE模型中的劳动产出弹性，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要低于FE模型中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但两个模型在1997—2012年这一阶段都体现出基本相同的趋势：第一，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则呈现出上升趋势，且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的上升速度要快于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下降速度，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内部的弹性差异要大于产业结构内部的弹性差异；第二，整体来看，三类要素产出弹性总体相差不大，劳动产出弹性最高，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初期最低，随后超过资本产出弹性，在FE模型估计结果中，2012年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已经超过了劳动产出弹性。

得出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化程度后，结合各要素的增长率就可以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将各地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相加得出全国总量，并计算出增长率，对于人力资本存量则将各省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当年就业人数的乘积加总，以计算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通过图1可以看出，自1998年以来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在15%到40%之间，而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基本处于5%以下。考虑到要素产出弹性之间的差别远远小于这一绝对量的差别，基本可以断定，中国十几年来的增长，仍然是资本驱动型的。(www.daowen.com)

图1　中国1998—2012年各要素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从变化趋势来看，资本存量增速自2004年起开始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38%回落至20%。劳动力增速则基本维持在2%以下的低位徘徊，人力资本存量则以高于劳动力增速的速度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事实，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人口红利）的劳动力供给效应是非常有限的。从经验上来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初次就业年龄，从而使得实际就业人口比重并没有出现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样高的增长速度，事实上，十几年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是下降的。人口因素对增长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增长，而是在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质量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结构转型从配置效率角度提升了生产率；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人力资本存量，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又使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不断提升，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