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立方程模型识别的阶条件与秩条件我们可以知道，本文所构建的联立方程模型是过度识别的。对这类联立方程模型的传统估计方法有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在扰动项满足条件同方差时，3SLS是最优的GMM估计量，而2SLS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才等价于3SLS，3SLS要优于2SLS。因此，本文选择3SLS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根据通常的做法，我们使用所有外生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内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第101页表2所示。

在第101页表2中，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劳动力质量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质量的效应显著为负。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正是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的阶段，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其限制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的作用超过了促进高收入家庭受教育的作用，这时，会有更多的低收入家庭面临时间与资金的约束，从而降低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并最终降低全社会的毕业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这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1，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物质资本投资方程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对投资产生正面影响，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激励城镇居民的物质资本积累。进一步，从经济增长方程来看，计量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物质资本投资增加与劳动力质量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经济的增长。根据劳动力质量方程和经济增长方程中的回归系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通过劳动力质量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个单位，经济增长将下降751.73个单位。这与本文理论模型中所阐释的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质量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①在经济增长方程中，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的关系，这与Barro（2000）、Clarke（1995）、陆铭等（2005）的发现是一致的。在具有中国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中，人口红利约束与产业结构偏离都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二元结构优化、非国有化程度增加、城市化与经济开放则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这一结果与现有大多研究经济增长文献的结果是相一致的。②在投资方程中，政府支出规模对投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陆铭等（2005）认为这与中国的地方投资具有明显的政府推动特点有关。非国有程度、城市化都有推动投资的作用，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经济开放对于投资的作用则为负，这与大多研究文献当中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其中，经济开放的负向影响可能与其对国内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密切相关。③在劳动力质量方程中，教育支出的增加并没有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这似乎与直觉相反，但也可以从中国公共支出利用效率低的问题上去解释。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城市化被发现对劳动力质量提高有显著的推动作用。④在城乡收入差距方程中，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而城市化、非国有程度增加与经济开放却显示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www.daowen.com)

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经城乡人口权重调整之后的城乡收入比作为劳动力质量的度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popine表示城乡人口加权的城乡收入比，i=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it表示t时期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量，z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pit表示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使用所有未包含在方程中的外生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内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第101页表2所示，我们发现研究结论与以城乡收入比为衡量指标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3，即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会影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