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内在规律性通过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状态是在复杂的影响因素作用下产生的，因而其耦合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从低水平耦合逐渐演化至协同耦合的理想状态，也可能从低水平耦合跃迁至系统相悖状态，而无法出现协同耦合的合意结果。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其后则为较低发展度下的虚假耦合阶段；最后演进至高发展度下的协同耦合阶段，但也可能出现高发展度下的系统相悖耦合阶段。而现实中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向何种状态演化，取决于制度的激励方向以及技术水平所能支撑的增长动力方式。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在经历低水平耦合、虚假耦合后并未出现稳定的协同耦合，而是跃迁至系统相悖状态有其必然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制度变革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以放权让利为先导的激励机制，通过利益的引导极大地刺激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但中国的制度变革本质上是对传统体制下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在最初的分配关系调整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制度改革等都仅仅提供了经济主体关注经济收益的激励。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利益调整逐渐深入到生产领域，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以确立资本产权为核心的改革实现的。资本的产权确定遏制了计划经济下严重浪费的现象，缓和了资本过度短缺的矛盾，但过于强调资本积累造成了物质资源、自然环境过度使用的代价。并且，虽然制度改革通过生产要素的重组释放了经济体内巨大的能量，但是制度变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技术落后的局面。制度激励对企业形成以技术引进实现投资少、见效快的增长效果。加之技术能力的缺乏，也使得大部分引进的技术都未真正成为创新源泉，初期引进的技术先进性随着引进设备和工艺的老化而逐渐丧失，外生技术进步没有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虽然从短期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技术引进和模仿，都能实现技术提升，增加经济产出。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技术进步的两种不同模式，对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路径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外生技术进步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经济增速，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却相对提升较慢，在长期的发展中必然导致数量和质量、效益不一致的后果；而内生技术进步在短期可能需要大量投资，且产出效果不确定，造成经济效率低、效益差，但从长期视角看，在攻克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以后，创新的收益将成倍增长，经济实现数量增加的同时也能够带动质量和效益提升。(www.daowen.com)

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虽然在短期内表现出协同效应，但却没有继续稳定地发展下去，而是发展成系统相悖的结果。原因在于制度激励仍然停留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层面，制度的激励方向偏离了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目标。在制度的激励导向下，技术进步也被锁定在以实现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模仿方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这些因素会产生正向作用刺激经济潜力释放、提升经济效率、推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等，促使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产生阶段性耦合效应。但在长期中，这些激励的边际收益将迅速递减而边际成本迅速增加，负面的影响会导致系统内部的矛盾积累并促使原有的良性耦合效应瓦解，使得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难以实现真正协同耦合的结果。正如诺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他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诺斯，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