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前文的经济增长效益的内涵，将其具体划分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三个维度。第一，经济效益维度。该维度衡量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经济成本耗费与产出效果的关系。考虑到现有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得以无形价值形态体现的生产利益和效果，而只能以社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净产值、利税等其他替代形式来衡量生产成果；而成本投入只能获得各种生产消耗，例如活劳动消耗、物化劳动消耗、成本、占用的生产资金等（纪玉荣，2009）。本文从宏观角度考察全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以克服文献中重点考察工业而忽略非工业部门经济效益的缺陷。由于工业、农业、服务业生产性质不同，其耗费的成本要素具有不同侧重。因此，应根据不同产业的要素投入特点对三次产业选取不同的测度指标。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率、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指标来度量工业经济效益；以单位耕地农业产出、人均农业产值指标来度量农业经济效益，以服务业人均增加值度量服务业经济效益。另外，以投资效果系数度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整体经济效益。

第二，社会效益维度。该维度考察经济增长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产生贫困减少、教育机会扩展、医疗卫生保健提高等正向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收入分配不平等、失业、犯罪等负向社会效益。此外，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也构成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考虑到这些因素受主观评价影响较大且不好度量，本文暂不考虑这些因素，而主要从减贫、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几个方面选取指标来测度。减贫效应以农村贫困发生率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基础指标选取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比；就业方面以GDP增长就业弹性、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衡量；教育指标选取每万人大学生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医疗卫生指标选取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及预期寿命；社会保障方面选取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指标；公共安全方面选取犯罪率指标衡量。

第三，生态效益维度。该维度是指经济系统在增长过程中与生态系统发生能量和物质交换而产生的效益。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资源利用效应和环境污染效应两方面，同时产生两种生态负效益，即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退化。自然资源消耗应包括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能源储量、耕地面积等的减少，环境质量退化应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和有害垃圾污染、土壤和森林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单位产出能源消耗、单位产出电耗、森林覆盖率及森林资源净损耗指标来衡量自然资源消耗，选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单位GDP废气排放量及单位GDP固体废物排放量来测度环境质量退化。

2.经济增长效益测度结果

采用PPM-RAGA模型来确定各基础指标在各维度的权重并合成维度指数，采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各维度指数在总指数的权重并合成总指数。经济增长效益的基础指标权重及三个维度权重见表3，1978—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各维度变动趋势见第52页图2。(www.daowen.com)

表3　经济增长效益指标体系

续表

图2　1978—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各维度变动趋势

根据经济增长效益各维度基础指标权重和各维度指标权重可知，经济效益维度在四个维度中权重最高为0.744，社会效益次之，为0.536，生态效益维度的权重最小，为0.399。表明1978—20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的变动更多体现在经济效益的变化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对其贡献相对较小。虽然三个维度的权重大小有差异，但最小权重也占到0.4左右，说明这三个维度对总体经济增长效益的影响均不可忽视。

从第52页图2测度结果可知，1978—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总体上在小幅波动中呈稳定上升态势，经济增长效益指数从1.201上升至3.35。具体来看，1978—1996年间经济增长效益指数上升非常缓慢，仅从1.201上升至1.366，1997年以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从1.406显著增加至2016年的3.35。从各维度指数的变动趋势来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维度指数均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经济效益维度指数在1978—2016年间从1.419增加至3.156。社会效益维度指数从1978年的1.271显著上升至2016年的3.945，增长幅度在三个维度中最大。生态效益维度指数从1978年的1.017上升至2016年的2.758，上升幅度超过1.7。以上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总体效益的提高是三个维度不同程度正向作用的综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