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0—2015年为研究区间，选取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缺失，样本中没有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一些省份缺失数据通过计算已有数据的平均增长率进行补全，本文采用matlab2013b软件编程求解模型（1）和模型（2）中的距离函数，采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效率指数对我国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并将这一计算结果称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1.数据说明

经济增长质量的产出指标数据说明如下：①GDP：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环比GDP平减指数，然后将各个时期环比指数的连乘之积求得以2000年为基期的定基指数，通过名义GDP除以GDP平减指数得到实际GDP。②就业率：用年末社会从业人员总量除以总人口得到。③城乡收入相对差距：用城镇居民收入减去农村居民收入，再除以农村居民收入得到。④SO2排放量：用各省历年的SO2排放量测算。

投入指标数据说明：①劳动力投入：本文使用年末社会从业人员总量作为生产中劳动力的投入，为了避免投入的重复计算，劳动力投入不包括医疗从业人员数。②物质资本投入：用年均资本存量数据表示，选择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Kit=Kit-1（1-δit）+Iit，其中i指第i个地区，t指第t年。经济折旧率本文采用单豪杰（2008）的研究成果为10.96%。我们先按照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历年的固定资本统一折算成2000年不变价的数值，然后根据所设定的折旧率和基期资本存量对历年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为了避免物质资本中投入的重复计算，剔除了教育资本存量与医疗资本存量，这两项存量数据在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中体现。③教育投入：使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教育投入。④医疗卫生投入：采用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数和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医疗卫生投入。⑤环境投入：环境投入中能源消耗采用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环境污染治理使用工业污染治理强度，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除以GDP，作为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2000—2003年数据缺失，用平均增长率进行平滑计算补全。⑥社会安全投入：使用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000—2006年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数据缺失，利用2007—2012年平均增长率进行平滑计算，补全2000—2006年的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比重数据。

2.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度与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GML指数是一种动态分析，本文利用GML指数计算并分解了中国30个省市2000—2015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动、纯效率变动、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变动、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变动，分析各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特征与差异，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www.daowen.com)

表2　2000—2013年各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其分解

续表

从第30页表2中我们发现：各省经济增长质量累积指数均值为1.202，表示2000—2015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高了20.2%，年均增长速度1.4%；从GML指数的分解状况来看，对于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贡献最大的是GSTC（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其次为GPTC（纯技术进步），GPEC（纯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较低，而GSEC（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遏制作用，可见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和纯技术效率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主要来源。其可能的解释为我国在选择技术进步的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通过购买设备和技术专利内嵌在资本投入中以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另外，我国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人员素质不断提高，200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07万，201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727万，随着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和纯技术效率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推动作用逐渐显现。由此，本文推断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扩张，还有质量上的提高。

从区域变化看，2000—2015年间东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均值为1.39，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有大幅度的提高，提高了39%。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1.026，提高了2.6%，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并不显著。西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低于东部高于中部，提高了14.1%。总体表现为东—西—中态势，从GML指数的分解来看，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差异最大的因素有两项，一是技术进步引起的规模效益，从高到低排序为东—西—中，二是纯技术进步率由高到低排序为东—西—中，这表明东部地区经济质量的提升不仅在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新，而且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推动了东部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东部地区率先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西部地区虽然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效率低于东部地区，但是这两项数值均高于中部，表明西部地区正在加速追赶发达地区，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中部地区不仅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不明显，纯技术进步率更是小于1，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落后，可见技术进步规模效益和技术进步的差距是导致东部与中、西部间经济增长质量差距的重要原因。三大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差异不大，纯技术效率中部提高4.6%，东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几乎不变，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为下降0.8%，说明三大区域资源投入和产出逼近前沿面的程度低。规模效率西部地区下降2.9%，东部地区规模效率下降2.4%，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下降0.9%，东、中部省域有所恶化，说明三大区域的投资规模向规模报酬不变移动。东部地区的规模效率下降，近年来东部地区的要素集聚过度，要素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与之相匹配的效率的提高，于是规模效率有所下降。如东部地区的浙江、河北、辽宁都是要素集聚程度很高的省份。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产能过低，在发展中对资源的依赖过度，如山西和陕西是煤炭大省，甘肃、江西、青海的教育水平低下，教育投入少，人力资本存量较低，这些因素都会对规模效率的提高产生阻碍作用。可见要素聚集程度过高的省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要素聚集程度低的省份又无法形成高级要素的聚集，这种失衡的要素资源配置导致了规模效率的普遍下降。

从各省域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来看，25个省份GML指数均大于1，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而中部的吉林、黑龙江、江西，西部的青海、四川共5个省份的GML指数均小于1，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有所下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高的三个省份依次为：浙江、广东、辽宁。但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因素不同，浙江公共安全支出比、平均工业污染治理强度低和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因此，经济增长质量提升通过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纯技术进步、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综合驱动。广东GDP全国第一，投入大，经济增长质量提升通过纯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综合驱动，但是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是阻碍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辽宁通过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由技术进步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驱动。经济增长质量下降的青海、吉林、黑龙江、四川，共同特征为SO2排放量大，人力资本投入低，导致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规模效率恶化，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最后的是江西，SO2排放量高，工业污染强度高等因素，导致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规模效益三项数值小于等于1，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通过省域经济增长质量分析可以看出，转变投资结构，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引进从而引起技术进步，并改善环境水平、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