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标准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判断标准，该标准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判断标准，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核心指标（卡马耶夫，1983；刘亚建，2002；刘海英等，2004；康梅，2006），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效率，通常投入指标为劳动力和资本，产出指标为GDP，之所以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原因有两点，一是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分析经济增长动力及其来源，即分析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一切经济增长都是要素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只要生产要素不断积累就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经济就能持续增长，因此，通过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率可以判断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从而可以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经济政策的依据，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总供给为主。因此，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质量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此，许多学者，如Hu et al.（1997）、王小鲁等（2000）、Chow et al.（2002）、易纲等（2003）、施少华（2003）、Wan et al.（2003）、Young（2003）、颜鹏飞等（2004，2006）、郑京海等（2005）、王志刚等（2006）、朱承亮（2009）等，都分别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仅仅考虑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约束，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如没有考虑非合意产出、没有考虑投入要素的配置作用，其判断结果会导致TFP的含义被误导（Shadbegia et al.，2005），从而不能正确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扭曲了对社会福利变化的评价。于是近年众多学者开展了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研究：王兵等（2010）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中国30个省份1998—2007年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王维国等（2012）考虑了能源和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因素下我国30个省域1999—2010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齐亚伟（2013）将能源与二氧化碳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框架中，测算了2001—2009年我国29个省市的环境效率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刘磊珂（2011）对1998—2008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我国环境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显然这些研究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完善与发展，但是用全要素增长率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局限性：一是TFP测算的是当期的投入产出，在计算TFP时用到的固定资产投入却具有长期效用，难以全面地反映到当期TFP计算中，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众多学者测算出的我国TFP有差异性（陈培钦，2013）；二是通过TFP判断经济增长质量易产生逻辑上的混乱，目前通过计算我国TFP从而判断我国经济增长来源是要素投入驱动，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具有持续性，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要转化经济发展方式为集约式，显然这样的研究忽视了要素投资中的结构性，实际上，按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要素投入驱动还是技术进步驱动，二者的来源皆是投资，区别只是投资的结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效益不同，就是说用TFP判断经济增长质量难以反映要素配置效率（郑玉歆，2007）。

另一种是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判断。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判断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增长率，而且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及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等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温诺·托马斯（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发展速度的补充，是指构成经济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管理及治理结构。罗伯特·巴罗（2002）把经济增长的质量理解为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具体包括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法律和秩序的发展程度，以及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刘树成（2007）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在于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钞小静等（2009）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方面。任保平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升。显然以上研究不仅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而且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当然，以上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外延太宽泛，把增长数量以外的各种因素都纳入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范围之中，这就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无法得以确定，从而难以测算经济增长质量；第二，依据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无法对经济质量进行定量判断，因为质量本身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用来表示事物的优劣程度，而另一层含义则是指事物的本质与特性，如果事物的本质与特性无法刻画与描述，那么，事物的优劣程度也就无法把握；第三，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和用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相比的另一缺陷，是不能够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和来源，而仅仅是简单的计算，缺乏经济学意义。

对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研究，多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争议较多的地方在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基础指标的合成归一化方法，近年来在广义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者有：刘海英等（2006）、赵英才等（2006）、马建新等（2007）、贾明清等（2009）、陈丹丹等（2010）、钞小静等（2011），学者们采用的方法，大多用因子分析法、相对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这些研究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建立的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计算出每一个基础指标的权重，然后进行简单的加总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数，本文认为这只能作为单一指标对总指标重要性的一个度量，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规律，不能反映要素的技术效率，因为经济增长是由投入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增长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化构成经济增长运动，当生产要素之间的数量比例协调、技术效率不断提高时，就会促使经济增长趋向于质量提高。此外以上的研究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都涉及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三种，关于逆指标的处理通常采用倒数的形式，显然这一点不合理，将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出进行非对称处理，没有对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资源与环境代价进行核算，这就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收益，必将导致真实的国民福利大为减少，从而误导政策建议（Hailu et al.，2001）。

那么经济增长质量到底如何判断？首先，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必须依赖经济增长理论的支撑。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罗默（1986）把知识作为独立生产要素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知识的增加能够使得产出增加，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并且知识的增加具有正外部性，提供知识的边际成本低，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由于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够，技术进步率太低。因此，应该鼓励对知识生产的投资。另一方面是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该模型认为因为人力资本的不同，即使对相同的知识进行使用，也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获得，并且人力资本具有正外部性和竞争性，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应该鼓励投资教育和学习，以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易纲，2003）。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不能笼统地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测度，应该细分到人力资本积累，要考虑知识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投入。(www.daowen.com)

其次，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要考虑经济增长的总成本，因为经济增长过程决定了经济增长并不是无代价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只能将经济增长成本降低到最小范围内，而不能完全消除经济增长成本。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就是低成本（代价）的经济增长，从这一概念范畴出发，经济增长质量就是使经济增长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最小状态。

最后，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一切经济增长都是要素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先要有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投资的结果，我国在选择技术进步的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通过购买设备和技术专利内嵌在资本投入中以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率。因此，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不是投资规模问题，而是投资结构失衡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如长期公共投资不足、环境治理投资低等。因此，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要考虑投资结构问题，才能得到经济增长的数量和效益相统一的实现。

本文提出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具体测度依然采用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一样，所不同的是对投入和产出进行了重新界定，经济增长的投入为物质要素投入和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资源环境投入和社会安全投入。产出为经济发展的效果，包括数量指标GDP和收入差距、就业率和环境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