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管理模型的验证

为了验证知识管理的结构，我们利用另外一半数据进行验证，使用的工具是Amos 4.0，各种拟合指标见表9-17。

表9-17　知识管理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

知识管理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了0.9以上，RMSEA为0.051。一般认为，如果RMSEA在0.08以下，NNFI和CFI在0.9以上，所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由于在Amos所使用的指标中没有NNFI，但有研究显示NFI受样本容量的系统影响，在样本较少的时候会低估拟合程度，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的拟合指数还应当更加高些，由此得知我们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至此，我们也已经得到这样的结果，即知识管理活动的结构是四个维度：知识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

2）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9-18和表9-19：从相关矩阵中我们发现，除了知识传播和自我角色认同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以外，其余的变量之间的相关都达到显著或非常的显著水平。

表9-18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矩阵表（一）

注：*表示p＜0.05，**表示p＜0.01。1～8分别代表信息技术、知识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管理、自我角色认同、组织支持与团队协作等8个变量。

表9-19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矩阵表（二）

注：**表示p＜0.01；9～14分别代表组织价值认同、组织文化、开拓发展、实现目标与内部管理、工作满意感、组织绩效等6个变量。

由此，我们的假设6：“信息技术和组织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得到验证，信息技术和组织文化及其各维度均达到了非常显著的相关。

3）信息技术、组织文化对于知识管理的影响

由相关分析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的各个维度都有显著相关。为了探讨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的关系，我们以信息技术为自变量，知识管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9-20。

表9-20　信息技术对知识管理影响的回归分析汇总表

（续表）

注：**代表p＜0.01。

从表中可以看出，信息技术非常显著地影响了知识管理及其各个维度，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

同样，我们以组织文化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知识管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9-21。

表9-21　组织文化对知识管理影响的回归分析汇总表

注：**代表p＜0.01。

从表中可以看出，组织支持和团队协作对于知识管理的各维度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为知识传播，其次为知识创新、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自我角色认同对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影响显著，组织价值认同则除了对知识传播无显著影响外，对其余知识管理的影响均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

假设2“信息技术、组织文化分别对于知识管理有预测作用”基本得到证实，信息技术能够预测知识管理及其各维度，组织文化对知识管理能够预测，但在知识管理各维度上表现出了差异。(www.daowen.com)

4）知识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知识管理和组织绩效的各个维度均达到了显著相关。为了分析知识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创新、知识传播与组织绩效的因果关系，我们分别以知识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为自变量，以组织绩效的三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表9-22给出了结果。

表9-22　知识管理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汇总表

注：*代表p＜0.05；**代表p＜0.01。

表9-22的数据显示，知识获取、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均对组织绩效及其大多数维度都有显著影响，但知识传播影响不显著。在前文各变量的相关分析中，知识传播与组织绩效及四个维度的相关系数小于知识获取、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相关，但都达到了显著水平。而当控制了知识管理的另外三个维度时，知识传播与组织绩效的偏相关系数就不显著了（见表9-23）。这说明知识传播不直接影响组织绩效，需要通过知识获取、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才能对组织绩效起作用。

表9-23　以知识管理其他维度为控制变量，知识传播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偏相关分析表

假设3“知识管理对于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各维度对于组织绩效有不同的预测作用”部分得到证实，其中知识获取、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显著影响了组织绩效，知识传播对于组织绩效没有直接影响，需通过其余三个维度才能发挥作用。

5）知识管理在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知识管理在信息技术和组织绩效之间是否起着中介作用，我们采用了Baron和Kenny（1997）提出的中介因素分析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①检验总效应系数c是否显著，即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如果c显著则继续进行随后的分析，如果不显著中介分析终止。②检验自变量作用于中介变量效应a是否显著；如果a显著则继续进行随后检验，否则终止分析，中介效应不存在；③检验中介变量作用于因变量效应b是否显著；如果b显著则继续进行随后检验，否则终止分析，中介效应不存在；④检验直接效应c’是否显著。在a和b都显著的情况下，如果c’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full mediation），否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partial mediation）。本研究中采用三步回归分析进行。首先运用一元回归分析知识管理对信息技术的回归是否显著（方程1）；接着分析组织绩效对知识管理的回归（方程2）；最后先以信息技术为自变量，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同时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为自变量，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方程3）。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分析的结果见表9-24。

表9-24　知识管理对信息技术—组织绩效的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注：**代表p＜0.01。

由表9-24可以看到，方程1即以信息技术为自变量，以知识管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是显著的（p＜0.05），信息技术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31.1%。方程2即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以知识管理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我们看到回归方程是显著的，ß值为0.511（p＜0.05），方程的F值为113.739。同时以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为自变量的方程3中，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先以信息技术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方差变异解释量为16.2%，同时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方差变异解释量为28.2%，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12.0%；为了计算解释量的增加值是否达到显著水平，根据Pedhazur（1997）的公式计算F值。

据此计算，对ΔR2的F检验为：F（1，320）＝47.294＞8.18，p＜0.01，说明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的方程的方差解释量增加非常显著。说明同时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作为自变量，能比只有信息技术的情况下更好地预测组织绩效。分层回归分析表明，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的解释量显著高于只有自变量时的解释量。假设4“知识管理在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得到验证。

6）知识管理在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简化研究，我们按照前面的分析方法，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构建了三个回归方程，首先是运用一元回归分析知识管理对组织文化的回归是否显著（方程1）；接着分析组织绩效对知识管理的回归（方程2）；最后先以组织文化为自变量，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同时以组织文化和知识管理为自变量，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方程3）。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分析的结果见表9-25。

表9-25　知识管理对组织文化—组织绩效的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注：**代表p＜0.01。

由表9-25可以看到，方程1即以组织文化为自变量，以知识管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是显著的（p＜0.05），信息技术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30.1%。方程2，即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以知识管理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我们看到回归方程是显著的，ß值为0.511（p＜0.05），方程的F值为113.739（p＜0.05）。同时以组织文化与知识管理为自变量的方程3中，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先以组织文化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方差变异解释量为22.3%，同时以组织文化和知识管理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方差变异解释量为31.4%，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9.1%。根据Pedhazur（1997）的公式计算F值，对ΔR2的F检验为：F（1，320）＝135.249（p＜0.01），说明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的方程的方差解释量增加非常显著。说明同时以组织文化和知识管理作为自变量，能比只有组织文化的情况下更好地预测组织绩效。分层回归分析表明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的解释量显著高于只有自变量时的解释量。假设5“知识管理在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得到证实。

7）信息技术、组织文化、知识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整合模型

我们分别分析了知识管理在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之间、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都显示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我们最初的假设。为了更全面地看出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用Amos工具来验证我们最初的假设，模型见图9-2。

图9-2　信息技术、组织文化、知识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整合模型

注：X1，X2，X3，X4，X5，X6，X7，X8，X9，X10分别各因子，A1、A2代表组织文化、信息技术；B代表知识管理，C代表组织绩效。

为此，在前面各部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信息技术、组织文化、知识管理对组织绩效预测的整合模型（见图9-2）。模型的拟合指标如下：NFI＝0.968；RFI＝0.954；IFI＝0.973；TLI＝0.961；RMSEA＝0.036；CFI＝0.973。总体上来讲模型的拟合还算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