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为中国的“富起来”“强起来”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虽然邓小平一生之中遭遇了“三落三起”，政治生涯可谓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他既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戎马岁月，又怀揣和平时期的强国抱负，无论个人的遭遇有多坎坷，都始终一如既往地对党和人民怀着真挚的感情。从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背景来看，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大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政治元气，使政治时局变得乌七八黑，当时的中国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力发展陷入停顿，经济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热衷于阶级斗争而无暇顾及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那个年代的整体语境。邓小平于1977—1978年发表了很多讲话，这些讲话的目的是为了在思想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作好理论铺垫，也为中国社会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作好准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使中国社会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即转移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邓小平以国际化的视野、敢作敢当的魄力及脚踏实地的干劲，带领全国人民开始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得风风火火，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这些成绩使人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树立了信心，使在“文革”中倒退的社会生产力重新走上发展的正轨并以较快的速度往前推进。与此同时，这些成绩也向世人显示：邓小平除了具有军事方面的卓越指挥才能，还具有经济建设方面的长远目光与杰出才能。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造就了邓小平不怕吃苦、勇于面对挑战、敢闯新路的性格。他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有力措施，这主要基于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

改革开放前夕，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瞠目结舌；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当缓慢，很难想象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必然会被边缘化。从当时国内的形势来看，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们渴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却无法满足。国际与国内两方面的困境与矛盾使中国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快速提升社会生产力变得尤为重要。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他这样说道：“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面对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邓小平高屋建瓴，决定实施改革开放，以开放的姿态打开国门，通过大胆地“引进来”与勇敢地“走出去”，闯出了一条富国、强国之路。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2]他言行一致，带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已经由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大而强的国家，也由一个较为封闭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时至今日，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越来越完整。邓小平的长远目光、励精图治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www.daowen.com)

在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及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的阶段，生态环境问题要么还没凸显，要么已经被很好地解决了。我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农业文明时期，近代中国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推迟了工业化的进程，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得相对较晚。另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尽量缩短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如何放下思想包袱，全力以赴将生产搞上去才是重中之重。邓小平虽然没有系统地、完整地构建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但他关注人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看法。比如，风景秀丽的广西是邓小平曾经参加革命斗争的地方，邓小平十分关心桂林漓江的水质问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的同志注意污染企业，一定要保持漓江水质的清澈。此外，对于其他一些江河与湖泊的水质问题，他也进行了关注，比如强调要保护好三峡的生态系统与太湖的水质。他还特别强调通过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依靠科学、制定环境保护法等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改善自然环境。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制定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原则通过颁布了《森林法（试行）》，并决定3月12日为中国植树节。此后，从1979年到1989年，邓小平每年都参加北京市的义务植树劳动。不仅在北京，他到外地视察，只要有机会和条件，就一定要亲自参加植树活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十分重视发挥军队在植树造林中的作用。1982年1月5日，邓小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10千米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1982年年底，邓小平对兰州部队绿化工作提出意见，兰州部队要下决心拿出20年时间，协助地方搞好西北高原的绿化工作，改变西北自然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兰州军区广大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在黄土高原、戈壁沙漠、边防线上，大力种草植树，使许多不毛之地披上了绿装。^[3]在1982年11月，他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作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题词，随后又在同年的12月26日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4]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邓小平深知那片绿色对于子孙后代的重要性，他总是身体力行，连续多年参加义务植树，以实际行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