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被誉为西方“激进环境运动重要的智力支柱”，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其学说代表了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和最高水准。他于1953年出生在美国的太平洋西北岸，198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后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名于1986年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他曾任杂志《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的编辑委员会成员，现任美国杂志《组织与环境》的主编之一和美国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每月评论》的主编，并且是每月评论基金会董事和撰稿人。作为在全球具有相当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福斯特已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资本主义与信息时代》（1998年）、《脆弱的行星——环境的经济简史》（1994年、1999年）、《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2000年）、《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年）、《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共存》（2009年）、《生态革命：与自然和解》（2000年）等。他还和别人合作编撰了《蹒跚的经济：垄断资本下的积累问题》（1984年）、《捍卫历史》（1997年）及《渴求利润——大农业对农民、食物和环境的威胁》（2000年）等。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六七十篇论文、书评及评论，其中相当一部分发表在他主编的《每月评论》上。他是一位勤于笔耕的西方左翼学者。以这些论著为例，我们可以对福斯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一番粗浅的梳理与评析。

作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在很多论著中都描述了当今世界越来越恶化的生态现状，呼吁人们树立警醒的环保意识，以切实的行动加入生态保护者的行列。而且他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理念。2011年10月23日，福斯特在纽约市中心的祖科蒂公园对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发表了讲话，主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环境灾难与世界革命的。在这篇讲话稿中，他详细叙述了当今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与紧迫性：

环境危机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你们大概都听说过气候变化的危险。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不断地被排放到大气中，使更多的热能滞留在大气层以内，从而导致全球变暖。我想你们都了解，全球变暖的结果，将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未来，更不必说其他的数不清的物种。詹姆斯·汉森，美国最著名的气候学家，甚至认为“这可能是我们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但是气候变化问题仅仅是全部环境问题的一个部分……科学家将我们现在所生存的时代称之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代”，我们正在经历自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最大的物种灭绝。我们对地球氮循环系统的破坏已经在许多近岸海域造成了大面积的死亡区。海洋酸化与气候变化一样也是由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被称之为邪恶的双胞胎。全球淡水可获得量减少的问题正在导致令人难以想象的环境危机。^[14]

在《每一位环境主义者必须了解的资本主义》一文中，他提及生态学发展的一个最新、最重要的概念是“星球边界”，并详细说明这一概念包含九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气候变化、二是海洋酸化、三是平流层臭氧消耗、四是生物地球化学流动边界（氮循环与磷循环）、五是全球洁净水的使用、六是土地使用的变化、七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八是大气微尘的沉淀、九是化学污染。”^[15]在福斯特看来，这九大方面的环境问题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正在开展着，如果不转变原有的发展理念与生活方式，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终有一天地球将会变得满目苍夷，人类也将遭遇灭顶之灾。他比较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后指出：“我们现在所处时代与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现在地球上有更多的居民，我们的科技可以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多、更快的破坏，我们拥有一个不受限制的经济系统。我们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如此广泛，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16]

可以看出，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福斯特的视角比较长远，胸怀也更为广阔，并不是立足于某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从“类”的角度出发，思考整个地球的环境承载边界，剖析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度。尽管他生活在后工业社会时期的美国，所处的自然环境良好，拥有着蓝天白云、清洁的水源及充足的能源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并没有对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生态危机视而不见，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现在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主要的原因是它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嫁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掠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再将污染留在这些国家，这种做法的实质无疑是一种新型的侵略——生态侵略。事实如此，当我们回溯历史之时不难发现，欧美发达工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生态失衡的发展瓶颈。以英国为例，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提到过，20世纪50年代曾经发生过著名的伦敦毒烟雾事件，造成了四千多人的死亡。此外，英国早期工业化的重镇曼彻斯特至今某些地方的土壤还留有工业腐蚀的痕迹，不适合植被的生长。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光化学烟雾事件，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健康。以德国为例，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境内的莱茵河也曾经出现过垃圾成堆、臭气熏天的景象。这些都是实施工业化付出的代价，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以后，依仗自身在科技、资金及军事等诸方面的优势，迅速地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毫不留情地、或明或暗地转移到了广大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于是原本应当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的生态恶果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头上。(www.daowen.com)

此外，福斯特关注的是整个地球的大环境，以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性。毋庸置疑，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一方面，现代人利用已掌握的高科技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人类的足迹已经几乎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一个“自在的”自然已经逐步转变成了一个人类“为我所用”的自然；而另一方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达到了古代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向前推进，全球面临着愈来愈多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消失、臭氧层破坏和损耗、水资源危机和海洋环境破坏、土地荒漠化等。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工业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环境问题却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特别是近年来包括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及土壤污染等在内的各种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危害性较大。以化学用品为例，大量化学用品，尤其是一些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经生产进入人类社会，产品在原材料开采、生产、使用和废弃物最终处置的全过程中都可能释放出其中的化学物质，并通过冲洗、雨水冲刷等方式汇集于污水处理厂，导致了污水、污泥中有机物污染问题日渐严重。以水资源为例，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水资源的利用率低，空间匹配性较差，六百多个城市中就有四百多个缺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环境污染会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已经接近上限，若再不改善生态环境的状况，将会陷入“环境陷阱”而无法自拔。从广大非洲国家的情况来看，很多国家卫生医疗条件差，病毒肆虐，水资源严重匮乏，土地干涸，粮食严重短缺，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挣扎在饥饿与贫困之中。与其他地区性的冲突、民族与国家间的战争不同，生态环境问题直指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需要全世界人们共同协作来解决。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已不单单是某一个或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事情，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事情，需要在一个全球治理的框架下来探讨并相互配合以期最终解决。

福斯特在敲响生态环境保护警钟的时候，也希望全世界各个国家能够通过相互协调来缓解生态危机，尤其是希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生态帝国主义。他这样说道：“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目前已经深陷其中的真正的地球危机，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打破所有的地理边界。这也意味着，第三世界的生态与社会运动必须伴随着，或者说，激发起全世界范围内针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运动。”^[17]这段话充分彰显了福斯特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更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学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