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生态社会主义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生态问题，旨在通过暴露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并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原因来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问题，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国外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学者主要有高兹、福斯特、奥康纳、佩珀、柏格特、威廉·莱易斯、霍华德·帕森斯及格伦德曼等人。主要的著作有：高兹的《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劳动分工的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等；福斯特的《资本主义与信息时代》《脆弱的行星——环境的经济简史》及《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共存》等；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等。国外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主题突出，内容集中在三大方面，即对生态危机的描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第二，论述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比如密切联系苏东剧变、美国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第三，主要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现状来展开论述，较少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从我们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以及我国在快速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愈来愈突出，国内学术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一直是重点内容之一，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这方面的研究，从外文资料的研译到学术动态的最新介绍，相关研究持续升温。中国的学者不仅立足于理论层面对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动向展开探究，更立足于现实角度结合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展开批判，同时尝试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下为中国当下的生态困境寻找出路。

这方面主要的著作及观点有：陈学明的《生态社会主义》及《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等书，从梳理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介绍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产生背景、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一书，系统研究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王雨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书，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批判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使用的批判等，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解读，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以人类实践为基础，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内容和理论特质；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一书，系统地厘清了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的理论剖析；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从人与自然、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多维角度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方法论进行了评析；郑国玉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研究》一书，回顾了生态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历程，分析了它与当代资本主义及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力图全面剖析它的合理性与缺陷；徐艳梅、于国丽的《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构建》一书，共分为四章，内容包括生态社会主义概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述要、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构建，其中较为全面地回顾了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及主要理论内容等；郇庆治的《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一书，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关于绿色右翼理论与运动，第三部分关于东亚的生态社会运动与理论，其中阐述了作为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技术等问题；蔡华杰的《另一个世界可能吗？——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一书，全面评述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四大论题：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生态辩护、对“第一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对未来社会图景的设想及其实现。

此外，国内还有一些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经典著作进行翻译的书。比如，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主要介绍了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对环境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又如，徐焕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一书，介绍了不同派别的西方学者对当代西方生态理论和绿色发展战略的研究，其中第一部分“生态危机与生态理论”主要介绍了福斯特和乔尔·科威尔等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除了著作以外，国内已发表了大量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文，其中有很多出自上海学者之手。以上海为例，上海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块热土，所谓“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海派文化所独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及多元性等特质使上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处在理论前沿，既富含时代气息，又沉淀学术精粹，既折射出回归经典、解读文本的的“书虫精神”，又结合了紧扣国情、关注现实的人文视角。

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上海大学徐琴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地方在于明确地指证消费主义与当代生态危机的直接关联，将其总根源置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中，突出地强调并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异化性质，把消费异化和劳动异化联系起来，从而将扬弃异化的方向表述为生态社会主义。^[4]对于生态社会主义，复旦大学韩欲立较为系统地概括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围绕其关于环境不平等、无阶级倾向的环保主义、生态危机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政治治理模式的生态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论述进行了分析。^[5]上海政法学院宋德孝结合莱易斯、本·阿格尔等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异化与生态危机，并指出这些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对于我国当前一部分人所信奉的“GDP至上主义”具有批判功能。^[6]上海海事大学刘顺重点阐释了生态社会主义者约翰·福斯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他认为这种关注蕴含着三重维度：在经济结构上，“中国特色”遇上“资本主义矛盾”；在生态环境上，中国面临着“环境无产阶级”和“生态难民”的急切现状，有必要实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农民境况方面，农民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后备军，在土地和劳动力层面上遭遇着待以破解的困境。^[7]当下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介绍有很多，往往泛泛而谈，缺乏新意，而从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与症结所在则不多。上海师范大学毛勒堂也认为，应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原典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将其作为应对当今中国生态问题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关照。^[8]

上述这些上海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状况。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概念运用较为混乱。一些学者将生态社会主义等同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或者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认为，它虽然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区别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着明确的界限。因此，我们要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弄清楚在怎样的文本语境中使用这一概念。本书沿用复旦大学俞吾金、陈学明两位教授的看法，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包含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更大外延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学说当中的一种理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一些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些学者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的理论被统称为“生态社会主义”。^[9]

第二，研究内容以流派介绍与资料研译为主。目前国内有很多学者正在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并且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或者是对整个流派的大致介绍，或者是对某位代表人物思想的介绍，缺乏对苏东剧变以后，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欧洲难民危机之后的最新发展进行梳理与概括，要善于推陈出新，写出理论的深度和新意，彰显理论的时代性。(www.daowen.com)

第三，较少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来展开研究。若能更多地结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及最新政策动向来展开研究，将会使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更为深入。我们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关键在于使其有助于我们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解决现实问题，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反之则是空洞、僵化的文本。

第四，相关理论研究有待创新，理论研究视域有待拓宽。目前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国内学者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对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看法上，尚缺少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那些关于生态立法、生态奖惩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若能在这一领域形成理论亮点，将使相关学术研究另辟蹊径，更富有现实意蕴。

第五，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主要以欧美为主，其中又以对美国相关学者的研究居多，而对印度、拉美等相关学者的研究较少。应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关学者理论的研究。如此，我们对于国外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就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在众多的西方生态理论中特别重视“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呢？从整体上来看，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如下三点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使其明显地区别于其他一般性的西方生态环境理论。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不同，生态社会主义是最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一个理论流派。如前所述，在“生态”的绿色旗帜下，聚集着各种思想和流派，生态社会主义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原理及辩证分析方法来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高兹、美国的福斯特和奥康纳等人都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他们认真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入手，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为基点，对当今西方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了犀利的探讨与分析。他们反对西方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尤其是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论著中，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奥康纳指出：“直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除了被看成是两个相对的或相互拒斥的概念之外，还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一位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说，‘生态学者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不喜欢自然界’。其他批评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审视角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样的指控是欠公平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力为直接基础的思想。”^[10]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来源，这一点与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是相同的。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具有理论的独特性。在与其他生态理论的比较过程中，生态社会主义彰显出两大主体特征，这两大特征表明它是一种新的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一，将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是如影随行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弊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生态危机就不能根除。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对有限的地球资源的强烈威胁。福斯特指出：“在21世纪的黎明，有种种理由让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1]其二，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前景。高兹认为，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消除生态危机，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也就是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生态保护，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是建立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存在特权阶级以及对利润的盲目崇拜基础之上的。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构建一种能体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原则、能尽可能减少社会的消费规模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生态问题，这种生产方式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理论辐射力。它是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我们国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近年来开展研究的一块“热土”。众所周知，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陷入了低谷，但是生态社会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苏东剧变二十多年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这一流派高度关注生态问题，积极探究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途径，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这一流派的理论也日益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二是当福山之类学者为资本主义制度似乎要一统天下而额手称庆之时，这一流派却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且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批判。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试图通过揭露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表层之下的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来向世人展示现代性本身潜藏的危险因素。这使人们开始思考现代性本身包含的利弊两个方面的内容，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尽量避免坏的方面而扩大好的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在欧洲、北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有深远的影响。陈学明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积极的评价：“目前世界上寻找造成生态危机根源的人为数不少，但像生态社会主义者那样旗帜鲜明地把生态危机直接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并不多。”^[12]

回顾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大致按照工业化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逐步凸显而形成、逐步加剧而发展。按照陈学明教授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划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大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其形成阶段，第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是波兰的沙夫，这一阶段主要是初步尝试“绿色”与“红色”的结合，即生态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其体系化的时期，以高兹、莱易斯及阿格尔等人为主要代表，这一阶段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遏制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及应当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其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在实际作用方面，“生态社会主义”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