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自诞生于16世纪初以后，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其与资本主义的明争暗斗就从未停止过，不禁令人感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当我们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往往会由衷地感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与艰辛，这条道路总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荆棘，需要人们一路怀揣信心披荆斩棘，慢慢前行。从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存在的时间跨度早已经超越了很多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期望时间，甚至也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计时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似乎仍然有很大发展的空间。虽然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各种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及难民问题等诸多问题，但是显而易见，这些危机至今仍然无法从根源上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顽固性可见一斑。反观社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可谓经历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既有过冷战时期苏联以社会主义强国的姿态傲然与资本主义的权贵美国相抗衡的局面，也出现过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黯淡无光。对于当今世界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诉求的人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表征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它被视为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苏东剧变的低谷中走出来，重新占据发展制高点的主导力量。

在以美国为首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情有独钟的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左翼学者的声音长期存在，不容忽视。这些左翼学者的思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左翼思潮，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的反省与一针见血的批判，其中冲在理论阵地前沿的是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此外还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及女权主义等。这些思想本身诞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西方世界，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加具有现实性、深刻性，并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遥相呼应。借助于西方左翼思潮的理论视野，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认识到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威胁及带给人类文明发展的危害。倘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过上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生活质量高、能源消耗高的生活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完全有可能突破自然界所能承受的底线。

在当今西方左翼思潮的阵营中，无论是哪一个具体的理论流派，都尝试以一己之力来揭露资本主义的阴暗之处。这些西方左翼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突破口，与西方的右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一种整体的尝试与努力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其理论特色令人刮目相看。回溯历史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工业化造成的生态问题日益凸显，西方的生态保护运动开始蓬勃兴起，各种流派的生态理论也随之出现，这些生态理论构成了一股绿色思潮，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

其中有两大主流学派：一是“红绿派”，即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1953—）、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30—）、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1923—2007）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论原则来分析生态问题，坚持把生态运动纳入社会主义的总运动之中。二是“绿绿派”，即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包括“生态原教旨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及主流绿党等。这一派在形式与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把生态运动视为一种“新社会运动”。无论是“红绿派”还是“绿绿派”，它们都聚焦于生态环境问题，以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为己任，以构建绿色地球大家庭为目的，呼吁人们重视全球越来越令人堪忧的生态环境现状。

在分析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与加剧原因的时候，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与西方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者都无一例外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提出了强烈的怀疑、批判。在此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既然资本的逻辑引发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而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作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挥功能的核心与灵魂，那么单靠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无法根治自身所固有的体制性弊端，是否可以寄希望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从而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资本与社会主义，这三者之间究竟隐含着怎样一种逻辑演绎关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超越资本的扩张本性，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绿色乌托邦是否可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构成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最有影响力和理论活力的理论派别——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www.daowen.com)

“生态”（Ec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最早指房屋、家庭，19世纪中叶以来被赋予了现代科学意义，主要指的是自然界诸主体、诸系统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在西方也被称作“绿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它主要由国外一些学术机构及高等学府中左翼学者的思想汇聚而成。它在聚焦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执着于继承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这使它区别于西方社会一般的绿色政治理论。生态社会主义与当代理论不同，它偏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从根源上来解决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以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寻找一种可替代方案为目的。因此，几乎所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解读，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著作中阐述生态环境问题时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原文可以看出。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乔尔·科威尔丝毫不避讳自己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一文中这样自我评价道：“生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到的困扰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继承者。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幽灵，但它却家世显赫、影响甚广。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阵地是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蹂躏的地球。”^[1]

在西方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基础之上，还形成了西方的生态资本主义。郇庆治为生态资本主义下了定义：“可以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2]生态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原本被贴上“绿绿派”标签的西方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阵营中有了“浅绿”和“深绿”的区别。生态资本主义被形容为“浅绿”，生态原教旨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思想被称为“深绿”，它们都与“红+绿”的生态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浅绿”和“深绿”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右翼联盟，而“红+绿”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左翼联盟。在关于“浅绿”“深绿”和“红绿”的定义方面，王雨辰认为：“‘深绿’主要是指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主义思潮；‘浅绿’是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思潮，他们都是主张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单纯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解决生态危机；‘红绿’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而形成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主张通过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解决生态危机。”^[3]

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以其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而成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理论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的左翼学者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主阵地，展开了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集中批判，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理论阵营不断得以扩大，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一些社会运动中去，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当权者也不得不对其思想予以关注。生态社会主义将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它独特的“红色+绿色”旗帜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下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源。毕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制度方面的特点与优势，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若只是参考西方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其中包含“深绿”与“浅绿”，并不能很好地结合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也无法充分地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思想及理论武器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具体而言，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对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社会的稳定都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的发展还处于“现在进行时”，不像西方后工业国家那样是“现在完成时”，因此不能将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的西方生态原教旨主义及生态中心主义等思想（“深绿”）作为主要的理论参考资源。而对于西方的生态资本主义（“浅绿”），由于其过于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过于强调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这两个前提条件，显然将其作为我们理论借鉴的主要对象也不大合适。因此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原点探究生态环境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及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论视野更加符合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与优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意识形态地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定位及我国的具体国情等诸多方面。本书重点探究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借鉴视角和理论参考资源，对恰当把握我国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绿色发展战略以及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治理体系是有很大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