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似乎并没有像广大发展中国家那么凸显，蓝天白云、洁净的水资源及未受污染的土地资源等，常常是这些后工业国家引以为豪、自我标榜之处，甚至被当作衡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孰好孰坏的砝码之一。但是通过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在实施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曾经走过一段崎岖的发展之路，遭遇过相当严峻的生态问题，甚至有些国家还出现过令世人感到震惊的生态环境恶化案例，可以说在品尝生态环境恶化的苦果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了。比较起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显然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其必然产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防止作为工业文明附带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强势推进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加剧，这一社会难题着实令人忧虑，如此境遇构成了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宏观历史背景。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现代化理念并随时调整实践行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绿色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来为我所用、洋为中用，吸收其精华部分，更好地丰富自身的理论内涵，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从时间顺序的角度来看，其实绿色发展的问题很早就已经被人们注意到了，在可持续发展观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很多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思路，甚至有些人也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到了“绿色发展”的字眼，只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强化。这方面的思维轨迹有迹可循，可以这么认为，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中渗透着绿色发展的思想，我国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后着重提出了五大发展新理念，绿色发展的理念包含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绿色发展的思路进一步凸显出来，并且主题化为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指导理念。无疑，我国当前所强调的绿色发展理念在时间顺序上比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要晚一些，但在理念形态上要比可持续发展观更先进、更高级一些，因为它不是泛泛而谈的理念，而是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之一。既然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之间有部分的重叠、承接关系，那么我们在分析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的时候，将可持续发展观吸纳进来，作为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之一，也是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事了。

可持续发展观与绿色发展理念一样，既包含发展观又体现生态观，因此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可以从可持续发展观中吸收精华部分来丰富自身。可持续发展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对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对国际框架内绿色协同治理的强调等，都对我国的绿色发展理论具有启示作用。此外，遵循可持续发展观的思路来分析科学技术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在提倡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功能定位问题。

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开始推行的理念是发展至上、经济理性至上、消费至上及人类中心主义，简言之，强调经济的发展。在人与自然这对关系中，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提升，科技的发展也使人的主体性地位越来越得以强化，人通过不断改进控制自然的手段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马尔库塞指出：“人类欲望的范围及满足欲望的手段都得到了无限的扩大，而且，人以有利为原则而有意识地改变现实的能力看来也可望逐渐地克服有碍欲望得到满足的外部屏障。”^[26]

从可持续发展观与绿色发展理念的角度来讲，我们应当恰当地运用科技。虽然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具有不同含义的概念，但是当今的人们经常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而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这主要是源于当代社会科学与技术常常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关于科学技术的定位问题一直以来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对科技的态度上，人们有两种主要的看法：一种是科技至上主义或者称科学沙文主义；另一种主张科技是把“双刃剑”，即认为科技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影响。赛日尔指出：“对很多人来说，从正面上来讲，科学‘永远正确’，从反面来讲，‘科学永远不会犯错误’，正是这一专断信条使科学容不得半点批评。”^[27]这段话揭示了科学沙文主义的特点，即认为科技永远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发展科技。勿庸置疑，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当人类笼罩在核武器的阴影之下，甚至是几百万人生活在生化战争的恐怖之中时，如何还能坚持发展科技一定能为人类谋求福祉的观点呢？因此，站在可持续发展观与绿色发展理念的角度，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反对科技至上主义或者说一切形式的科学沙文主义。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他把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两种，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的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即使人的劳动越来越工具化，而这对人来说是一种灾难。科技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还在于我们人类如何运用好它，必须要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现实的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主要是人选择的结果，即主要取决于人们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下对其进行使用。科学技术经历了一个从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受人的选择决定的。科学技术产生消极作用，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而科学技术产生正面效应，也不能简单地说这是科学技术自身在发挥“解放”作用，而是人合理地对其开发利用的产物。撇开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撇开了社会因素的制约，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是不可能真正清楚地认识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的。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意识到，我国的绿色发展是对可持续发展等资本主义生态观的历史性超越，特别是应当廓清我国绿色发展理念与西方一般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界限。举例来说，资本主义生态观隐含着生态帝国主义的一面，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即高举生态旗帜的同时，将生态危机或明或暗地转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掩盖不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实际上的“绿色不平等”，这是无法遮蔽的历史事实。生态帝国主义具体的做法有两种：一是把大量有毒、有害的化学废料以经济补贴方式（近年来每吨约30美元）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把穷国当作工业垃圾场，使有毒废料在国际范围内转移，造成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二是把大量危害生态和破坏环境的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直接损害，或者留下严重的隐患。资本主义国家高质量、高品位的生活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水质污染、空气混浊等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近年来一系列的国际生态环境高层次会议中，资本主义国家全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现实，反而将全球生态恶化的主要责任推卸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身上，要求这些国家买单。正如陈学明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却承担起了现代化的代价，而发达工业国家享受到了现代化的成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承担起代价。”^[28]

生态环境问题并不仅仅限于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它已经和地缘政治、社会伦理等融合在了一起。相对于武力战争而言，生态环境保护战与自然资源的争夺战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但却至关重要的战争，假以时日，这场没有真刀真枪出现的战争将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早就有学者预言未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主要表现为能源争夺战。当今时代的全球化趋势已经被广为接受，全球化包括很多方面的全球化，其中最主要的一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而资本的全球化又主导了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运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非常成熟，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或者处于起步阶段，或者处于发展阶段，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因此以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制定了一系列资本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运行体制和运行规则。虽然随着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发展的速度逐渐加快，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也逐年加大，但是国际政治经济新规则及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主要制定者依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否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定国际政治经济新规则和国际分工体系的时候，首先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同时想方设法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其中显然包含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这一不公正现象不断加深。比如，依照现在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处在全球经济链的高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全球经济链的低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时候，将大量商业利益的获得向科技工艺含量高的产品倾斜，而尽量压低产品的原材料价格。无疑，拥有高新技术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项，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将更多的财富放入了自己的口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缺乏高新技术以及发展高新技术所需要的雄厚资金，它们只能依靠出口自然资源等原材料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换取高新技术与资金。不得不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相剥削和压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一方面举着“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牌子，另一方面放着自己国家的自然资源不动，极尽所能地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赚取着商业利润，这显然是表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做法。

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一种新型的、和平的发展理念，在时间维度上提倡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在空间维度上对其他国家不搞生态侵略，在坚持自身绿色发展的同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传递正能量。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我国将积极探索如何构建更加平等的绿色发展国际治理体系，更加透彻地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主导下的生态帝国主义，强调国际视野下发展的权利与生态的责任，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的绿色权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公平”与“绿色正义”“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此外，我国将绿色发展理念放在了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思想的位置，坚持绿色发展就是保护和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突出的位置也是西方一般可持续发展理念所不能相比的。此外，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主要从发展本身受到的限制来反思，也就是从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性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从他们的利益诉求，尤其是从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来考虑问题，两者的出发点有所不同。

在一个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想完全抽离于世界形势之外也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协同绿色治理日益紧迫的时代背景下，国与国之间打破地域限制，走出民族狭隘性，共同缔造国际绿色治理条约势在必行，我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破解时代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关于绿色发展，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进一步解读，更是实践领域行为方式的彻底转换。我们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起了一套针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观，那么我们当下需要的是实践领域中实质性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9]我们需要每个中国人心中都能找到绿色发展理念的踪迹，我们也需要每个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中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这不仅关系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也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利益。

【注释】

[1]王晓朝：《裂变的烦虑——当代西方哲学精华》，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120～1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1页。

[4]参见刘德海：《绿色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5]参见http：//baike.so.com/doc/5594210-5806810．html。

[6]参见刘德海：《绿色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7]参见http：baike.so.com/doc/6739401-6953881．html。

[8]参见http：//baike.so.com/doc/5387308-5623838．html。

[9]参见http：//baike.so.com/doc/358905-380211．html。(www.daowen.com)

[10]［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10页。

[11]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905/20/1241083_312488054.shtml。

[12]参见http：//wenda.so.com/q/13698178950606390。

[13]［英］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2～3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1页。

[15]参见刘德海：《绿色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16]［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17]参见《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人民日报》，2017年8月3日。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20]转引自金瑶梅、陈学明：《生存论视域中实践活动的当代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

[22]庞元正：《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第7页。

[23]参见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0330/1829844.shtml。

[24]转引自郇庆治：《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9页。

[25]参见郇庆治：《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5页。

[26]［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9～10页。

[27]［法］赛日尔·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页。

[28]陈学明：《生态文明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