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演变的向度上来说，探究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离不开西方的环境保护主义、生态保护主义及可持续发展观等理念，尤其是可持续发展观。18世纪发端的工业革命肇始于西方，随之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使西方人首先意识到改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性。他们率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并将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传播，使当今时代中的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再陌生。无疑，可持续发展观是随着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发展观。客观地说，可持续发展观以生态环境遭遇到的困境为诞生前提，较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前所主张的一味追求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那种发展观更为先进、更加具有历史的先进性与合理性。它以缓解全球生态危机为己任，其理论视线瞄准的不仅仅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而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它早已走出国门，深入人心，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也对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除了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中国传统自然观作为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来探讨之外，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探讨绿色发展理念中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些思想，以及绿色发展理念对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之处。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确立了两个原则：一个是主体性原则，一个是理性原则。伴随着这两个原则的确立，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路向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的转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伫立于璀璨繁星之下，用无尽的哲思展开想象来探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样仿佛遥不可及的终极性问题，而是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用自己的行动来探索“世界是怎样的”及“我们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做什么”之类的问题。从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的转变一经完成，人们便将主体性原则与理性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完全偏离了秉承这两大原则的初衷：主体性原则发展成了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使自然变得更加美好和宜居；理性原则发展为对工具理性的近乎“一边倒”的推崇，人类成熟的理性思维能力所具有的内在丰富性、复杂性日益被只注重效益核算的工具理性所代替。

自工业革命以来，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突飞猛进的技术革命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大原则。反思的结果是：人类主体意识已严重异化，人与自然的发展日益相悖，人成为主宰自然的唯一能动主体，自然沦为供人奴役的被动客体；一向被引以为豪的人类理性隐匿了光芒，为日益扩张的工具理性所吞噬，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使自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也使人类陷入了一种精神上的“无根”状态和现实中的技术困境。不言而喻，现实状况的严重性使我们变得日益焦躁不安，我们不得不悲哀地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人类对自然家园的归属感正在逐渐淡化，自然对人类行为的承载能力也正在逐年下降，几乎达到了临界点。有学者指出：“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人本身的危机所制约的。不论从哪个角度考察人的状况和人的远景，决定性因素都是人类本身，人类的缺点和素质。几乎人类的一切麻烦和世界崩溃的答案，实际上都非常简单地存在于人类自身之中。因此，要拯救今天处于全球危机威胁下的人类，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要看人类能否改变现存的价值和行为方式，能否控制科技的成就，能否创造出真正的人的素质。”^[1]这段话分析得鞭辟入里，其中所指的危机包括生态危机，我们在分析当今的生态危机时，不能光聚焦于自然界，而应当将目光转向自身。

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二次根本性的转向：近代认识论向现代生存论的转变。这是一次已经发生了的并正在发生着的持续性转变。它使哲学不再徘徊于“唯心”“唯物”的本体论困境，突破了不断拷问的认识论怪圈，直面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关联的生存论境域。“生存”乃是一个指示现实性的字眼，它展示了人与万物的一种状态。生存论主要指的是关于人的生存样态的理论，它以人的经验的、感性的生活为基点，探讨人与周围世界关联着的意义性存在。既把人的生存视为感性实存，又把这种感性实存看作一种超越一般存在物的存在，企图从终极意义上探寻人之生存的根据。从某种角度可以说，生存论是由人的现实生活所直接承蕴起来的，并内在地超越于其上的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从此定义出发不难看出，西方的生存哲学统摄了生命哲学、唯意志哲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论等诸种哲学流派。

毋庸置疑，存在主义也属于生存哲学的谱系，并且是一种极具典型性的生存哲学。其代表人物有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克尔凯郭尔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并不否认个人之外的自然的存在，但也不承认独立于个人的存在而存在的自然界，他主张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取代客观世界的存在。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寻求的是个人作为整体存在的确定性。他在《生存哲学》一书中认为，这种存在是超乎主客体之上的无所不包的“大全”，“生存”是我们自身的大全的第四种存在方式，只有生存才能揭示人本身的真正存在及整个世界的存在。由此可见，西方生存论的哲学家们都是围绕人的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生存论离不开“人”这一主体，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轴心，引导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对人与自然的关联性进行反思，进而调整人的生命向度，引发对自然的人道主义关怀。(www.daowen.com)

西方生存哲学的诸多特点直接指向了对与之密切相连的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的关注。因为人要想获得生存，首先必须通过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人若想进一步改善生存的状况，则必须通过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更丰富的生存资料。实践活动为人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人在实践活动中设定自身，并探寻到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连接点。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展现的存在。当然，从生存论的视角看，实践不仅仅是一种人通过对象性活动获得生存资料的纯粹功利行为，而更是一种面向自我的生命体验和面向未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行为。

从人类学的历史维度来看，在原始状态中，实践是与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能够从事实践的所有环节，但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随即使人们意识到自然力的强大与人类自身的渺小，于是为了种族的繁衍，人们联合起来用整体性的类活动——实践，而非个体性的片面的实践去对抗这种力量悬殊的局面。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甚至封建社会中，实践基本上都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类生存”手段而存在的。但在整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及工业社会逐步自我演进的过程中，实践作为“类生存”手段的这一本真和原初性逐渐被遗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类理性和主体性的不断指认、确证与强化，实践成了彰显这两者的主要途径。人类的主体性意识的本性总是渴求通过他物来认识自身，而非简单地进行自我价值判断、自我定位。个体主要在同类中通过他人来设定自身，整个人类在异类中，即物的身上，通过改造世界的否定性实践活动来确认主体地位。正因为完满性是人类主体性意识的追求目标，所以实践活动由此不断地被加以展开。理性是一种以自我为中介认识世界的意识的真理性。它首先是人的自我规定，即确知自己即一切实在这个确定性，通过人的理性活动而规定世界。当今世界，随着征服、掠夺、役使自然的实践活动的强势推进，自然的自立性、完满性、有序性与客体性日益衰退，被动性、残缺性、无序性与属人性日益增强。

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关键在于自然能否一直为人类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与丰富的生活资料；自然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关键在于人类对自然抱着何种态度，人通过怎样的实践活动来建立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表面看来似乎两者之间互为条件，难以区分因果，但其中的主动性与主导地位非常明显，归根结底，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关键仍然在于自身对待自然的理念和实践活动，只有明白了这一道理，人才有可能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对自然展开适宜的实践活动，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繁衍才有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人类的明天也才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