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佛家思想强调“因果有报”，即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有什么样的善就有什么样的福报，有什么样的恶就有什么用的苦报，“因果论”是佛家思想的基础理论之一。佛家的“因果论”涉及“业、因、缘、果、报”的概念。“业”是梵文译音，意为造作、活动，指一切身心活动，具体分为“身业”“口业”和“意业”三种，人的所做、所讲及所思都会成为“业”。“因”就是原因，也叫业因。“缘”就是条件，因缘结合，才产生果报。“果”是结果。“报”是报应、回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大至整个世界，小至一粒微尘，无不笼罩在因果的关系网中。万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有时比较明显，有时又显得错综复杂，需要经过认真推演一番才能获知。一切众生，都是随业受报，即强调自己的行为，完全要由自己来负责，自己造了怎样的业因，将来必受怎样的果报。佛家认为，因果有报是贯穿于三世的，《涅槃经》如是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佛家讲究“非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中，长得怎样，成年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等，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与这个人前世的所做所为密切相关。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今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报应，今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也会在下一世遭到相应的报应，如此因果报应，循环轮回，丝丝相扣，无穷无尽。既然因果轮回是常态，那么人应当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以求下一世的平安喜乐。

暂且不论佛家的因果论包含了多少唯心主义或者说迷信的成分，单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讲，佛家思想强调因果报应，对人在如何与自然界相处这一问题上非常有启迪作用。人对自然界所做的每一件事，自然界最终都会以一定的形式回馈到人身上，人类破坏自然就必然会受到自然的严惩。举个例子，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乱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使一些地区的沙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最终影响粮食的产量进而影响人类自身的繁衍生息。又如，人类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大气污染严重，很多地区的雾霾经久不息，无法根除，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出行及身体健康。从全球范围来说，人类行为造成的温室效应使极地的冰川加快了融化的速度，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越来越大，更多透过空洞照射到地球上的太阳紫外线，加剧了极地冰川的融化速度，造成了海平面的缓慢升高，若干年以后，世界上那些处于低洼地区的国家将另觅家园，同时也造成了海上灾难频发，严重威胁了一些海岛国家居民的人身安全问题。佛家“因果有报”的思想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人对自然界犯下的错误最终将回报到人自己身上，不会说话的自然界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惩罚人类，有的时候或许这一代的人因破坏自然而受到自然的报复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下一代人会受到自然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因果报应。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丰富了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内涵。以儒、释、道三家的相关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处处折射出对自然万物的人文关怀，其中包含的生态智慧对今人而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南怀瑾评论道：“儒佛道三家学术思想，二千余年间，迹虽相距，理常会通；外则各呈不同之衣冠，内容早已汇归一途，共阐真理。尝谓三家学术，论其端绪，则各有偏重……‘会万物于己者，其唯圣人乎！’故为学为道之极致，皆以‘无缘慈’‘同体悲’而兴‘民胞物与’之思，此皆三家之同一出发点也。”^[53]的确如此，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讲究“天人合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学者以“天人合一”为中心议题，结合自己的学术特色展开了各有侧重点的论述；道家注重“道法自然”，引导人们将目光转向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佛家崇尚“感悟山水”，力图在自然界的山水景物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建立互通的桥梁。这三派的思想各有各的侧重点，各有各的方式方法，但殊途同归，最终都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我们解决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人作为自然界中的高级生物，随时随地身处自然环境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的生态问题日趋严重，已演变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重大社会挑战，若不转变原有的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将遭遇生态瓶颈。这不仅关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发展全局，更关乎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因此，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正是绿色发展这一时代课题中的应有之义，它是中国先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得出的智慧结晶。我国在现阶段提倡绿色发展，应当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中国先人们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一生态智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悠长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在认知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容易为大家所理解与接受。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形成，都有一个“继往”和“开来”的过程，在绿色发展理念与中国传统自然观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继往”关系、回应关系。

无论是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提出者——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还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价值引领、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都旨在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模式，这一点从古至今基本没变过。以绿色发展的理论视野来看，作为人与自然这对传统关系中的主动者，人们首先要对自然怀有尊重之心、敬畏之意、感激之情，这一点与中国传统自然观相契合。如前所述，无论是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还是佛家思想，都强调对自然的敬畏、尊重、关怀及珍惜，绿色发展理念继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这些思想。因为自然作为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它本身是无法言说、不能拥有思考与表述能力的客观实体，而人则是拥有理性思维能力和感性表达的积极能动的主体。若要避免人类中心主义，人必须俯下身段，以谦卑的心态面对自然，真心诚意地感激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生存和繁衍下去的必要物质条件。中国传统自然观对待自然的态度为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时期的人们发挥了良好的榜样作用。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推动下，现代社会的人们对自然的干涉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人类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增强，甚至达到了膨胀的程度，这就导致了只顾考虑人类利益、忽略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中国传统自然观倡导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模式，避免人们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无法自拔，也就避免了人们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导致的自掘坟墓行为。绿色发展理念内含着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这一观点，它致力于改变原有的将自然视为人类附庸品而无节制地加以消费的观点，通过强调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从而将自然客体提升到与人类主体相等的位置，呼吁人们对自己的实践行为加以节制，给予自然更多完成自我修复的空间与时间。

中国传统自然观主张人应当积极地融入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绿色发展理念也继承了这一主体思想。绿色发展理念要求人们在考虑自己发展权利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然发展的权利，在实现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珍视中国传统自然观这一精神财富，并且应当积极地将这笔财富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教育他们也一样珍惜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优秀精神财富的传承，一个民族的历史必将因缺乏根基而显得苍白无力。

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热衷于西方经典的研译及引进转变为一方面关注西方文化的最新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近年来国学在我国的复兴有目共睹，很多地方本着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宗旨，大力兴办国学班，教育孩子们学习《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及《千字文》等，同时通过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介重新讲解、诠释《论语》和其他一些中华经典，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华民族风”。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表明我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中国传统自然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必定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自然观致力于生成一种浑然天成、返璞归真、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原初境界，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经过思想层面的不断磨砺，中国传统自然观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得以系统化，渐次转化为一种客观性精神力量或者说思维模式，慢慢渗入整个中华民族认知系统的根基，并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时期人们与自然相处的基本准则。历史已然彰显，实现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的一种整体和谐状态是中国传统自然观孜孜不倦的诉求。

当然，在我们将中国传统自然观视为绿色发展理念的滋养土壤之一的前提下，我们也应当意识到绿色发展理念并非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简单复活或者说全盘回归，而只能说是植根于现代文明之上的某种更高境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传承。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某种超越性，即所谓的“开来”。

毋庸置疑，由于时代背景所限，中国传统自然观自身存在一些客观局限性，绿色发展理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其很多方面进行了超越。比如，当今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们对自然疆域的了解与开拓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古代人所想象的上天入地都已转变为现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一个笼罩着神秘主义的自然，而是一个立体的、鲜活的自然。这是一个充分实现了人化的自然，人类的足迹延伸至了外太空，人类正超前思考着诸如万一地球因为各种原因而毁灭，人类是否可以集体搬迁到火星或其他行星上居住之类的问题。因此，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的我们，不可能像古代的先人们那样以仰视、敬畏的姿态面对自然，而是以平等的态度直面自然。

又如，中国传统自然观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人对自然的积极融入，即过于强调“人合于天”这一方面，而忽略了人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加以改造，顺势而为，使自然环境更符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即忽略了使“自然合于人”这一方面。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甚至发展到极致，导致了“天人感应论”的出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代学者董仲舒的观点，他构筑了一套宣扬“天人交感”的神学目的论，这一论调明显带有反科学的色彩，赋予“天”以强大的意志从而对人世间的事物进行干预。客观地讲，“天人感应论”使人们眼中的“天”——自然具有了更多的神秘色彩，将人们遭遇的自然灾害归结为上天的警告和惩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人们的双眼，阻碍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行为，使科学技术发展滞后，从而延缓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对于“天命”的夸大其词在一定程度上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统治的工具，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实施自己的统治，将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主宰命运的“天”的意志，以欺骗的手段强迫人们去遵从自己的意愿，从而达到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目的。

再如，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家的思想强调“无为”、顺应自然，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不仅放弃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主动性，而且将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相混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佛家的思想过度注重前世、今生和来生之间的“因果报应论”。这一论调难免具有迷信的色彩，宗教气氛过于浓郁，容易使人放弃当下状态中的积极作为，对现实生活产生幻灭感，并将希望寄托在虚幻的彼岸世界。同时，佛家思想讲究“山河大地都由心造”“一切唯心所现”，这和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相似，是明显的唯心主义，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主次关系，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加以批判。

此外，绿色发展概念中的“绿色”二字涉及生态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发展”二字涉及人的存在样态，如何既实现绿色又实现发展便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而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发展，发展是这个世界的永恒主题。因此，我们在解读绿色发展理念时，要思考的重中之重不应当是为了达到农耕文明孕育出的“天人合一”境界而放弃工业文明背景下人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好而采取的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自然观蕴含着一些消极因素，我们应当去伪存真，传承其精华部分而抛弃其负面部分，应当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作为理论辨析的工具，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眼光对中国传统自然观进行一分为二地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充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自然观的闪光之处和历史局限性，将它与当今的绿色发展理念相比较映照，找出绿色发展在理论层面与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对接部分，并重点揭示绿色发展理念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超越，从而更加深入地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历史先进性，更加立体地来剖析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使当今时代背景下的这一理念更具厚度。

中国传统自然观为我们解决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思路与方法。或许话语表达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我们不难作出合理的推断：“美丽中国”的情结在以审美情趣著称的中国先哲们心中早已存在。由此可见，当下我们对“美丽中国”的诉求完全符合中国古人的思维轨迹，这便是传统的延续。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基本上顺利地完成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转型。正在向世界舞台中心靠拢的中国以绿色发展为抓手，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缓解全球生态危机为己任，为全球绿色治理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样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必然是不容世人小觑的，因为它们以上下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底蕴，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为现实依据，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斗志与信心为指导实践的魄力。从中国传统自然观看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得出的结论是：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使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不仅是中国先人们的孜孜不倦的诉求，也是当今时代中国人的现实渴求，只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一个强大而美丽、宜居的中国指日可待。

【注释】

[1]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

[5]余秋雨：《文化苦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6]《易经》，梁海明注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7]朱立元、王振复：《魂系中华——天人合一的艺术文化精神》，沈阳出版社，1997年，第6页。

[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

[9]《诗经》，于夯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10]参见《诗经》，于夯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11]《诗经》，于夯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4～125页。

[12]参见《诗经》，于夯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4～125页。

[13]《诗经》，于夯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14]参见《诗经》，于夯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15]参见http：//www．wenxue360.com/archives/1053．html。

[16]参见http：//www．wenxue360.com/archives/1053．html。

[17]参见http：//so.gushiwen.org/view_71137.aspx。

[18]参见http：//so.gushiwen.org/view_71137.aspx。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172页。

[20]参见http：//wenda.so.com/q/1366401091062163。(www.daowen.com)

[21]子思：《中庸》，梁海明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2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23]曾参：《大学》，梁海明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24]子思：《中庸》，梁海明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25]子思：《中庸》，梁海明译注，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47～148页。

[26]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132799023/。

[2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28]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1．html。

[29]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25．html。

[30]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41．html。

[31]参见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7f67a78042.aspx。

[32]参见http：//baike.sogou.com/v8195458.htm？fromTitle=%E8%A5%BF%E9%93%AD。

[33]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25．html。

[34]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16．html。

[35]［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36]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160090100bnd4．html。

[37]朱立元、王振复：《魂系中华——天人合一的艺术文化精神》，沈阳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3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39]参见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1c6d9224d6.aspx。

[40]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44．html。

[41]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

[42]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12．html。

[43]参见http：//www．daodejing.org/51．html。

[44]参见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1c6d9224d6.aspx。

[45]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160090100bnd4．html。

[46]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124页。

[47]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04～605页。

[48]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79页。

[49]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页。

[50]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5efed80100z5cx．html。

[51]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2页。

[52]陈家宽、李琴：《生态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重庆出版社，2014年，第167页。

[53]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