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中国传统自然观，中国传统自然观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它与绿色发展理念息息相关，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自然观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源头之一，而绿色发展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生态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传承与回归。因此，绿色发展理念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还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素养的理论底蕴与深厚根基。

中国传统自然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文化具有很大的传承性，它是凝聚本民族人心、激励本民族前进的根本力量，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相互融合，构成了指引人类前进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独有的中华文化在具有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之林中散发着奇光异彩，身为炎黄子孙，我们为此深感自豪，中华文化是我们永远离不开的精神家园。文明是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先进部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被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华文明”。拥有上下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华夏大地是绿色发展理念生成及实施的现实土壤，这块大地上孕育出的中华文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张维为甚至将当代中国的腾飞称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1]。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道：“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是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2]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持相同的观点。他这样说道：“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或者存在着两个中国文明，其中一个在公元最初的世纪中继承了另一个。”^[3]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古老性被众多学者所承认。在此基础上孕育而成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同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内源性、先进性、原创性、多样性、坚韧性及持续性都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对于其他外来的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往往会对之加以吸收、同化，但从来没有被对方所同化，始终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保持自己的特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的确如此，我们除了拥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及制度自信之外，还拥有文化自信。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便是一个“和”字。梁漱溟先生曾把国人品格的重要特征概括为“和平文弱”，这一论断相当精辟。“尚中求和”被提升至国民品格的高度，足以显现“和谐”这两个字在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上所打下的深深烙印。而这种极具普遍性与传承性的“和谐”观念，正是中国几千年厚重文化的积淀与优秀民族精神的浓缩。综观历史，有关“和谐”的论述俯拾皆是、屡见不鲜。例如，中国传统水墨画讲究“物我一片”的和谐境界，往往将人或动物置于自然的山水景物之间，富有天然趣味。又如，中国古代建筑学也表达了对和谐思维的钟爱，十分讲究建筑物的左右对称与和谐，从天安门到神武门，整个故宫建筑群以中轴为基准，前后左右处处存在对称建筑，而三大殿又分别以“太和”“中和”与“保和”命名。再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崇人际相处的原则是“以和为贵”，哪怕做生意都主张“和气生财”，可见“和”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这些例子都充分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魂的独有魅力，其中就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曾出现过许多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事例，人们通过积极治理环境问题，构建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平衡系统，其中典型的例子如西湖、都江堰及灵渠等。

西湖以其风景秀丽而为杭州这座“人间天堂”增添了别样的风采，可以说杭州若没有西湖就不是杭州了。如今的西湖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古今中外的文人骚客都忍不住用自己的笔墨来描述西湖的惊艳之容。在历史上，西湖曾经有一段时间被淤泥堵塞，湖中水草疯长，几乎陷入水源枯竭的境地，后经当地人们在几位开明且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官吏带领之下不断疏通治理，才保持了今日的湖光潋滟、风姿绰约。

781年9月，李泌调任杭州刺史，那时杭州城依凤凰山而建，西湖远在城外，人们生活用水非常不便，于是他在西湖边挖了六个入水口，再铺暗道水管进城，在城里适当的地方挖了六个大池子，入水口有水闸，一开启，清洁的西湖淡水就溢满了水池，人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通过李泌开凿六井，为当地人解决了引用淡水的问题。

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西湖边有大量的农田需要用西湖的水来进行灌溉，而当时的西湖中间已经出现了大片芦苇，西湖的蓄水量已经大大减少。于是他首先疏通李泌四十年前开凿的六井，其次便是整治西湖，挖去湖里的大量淤泥，使西湖变得更深，又在湖中筑建湖堤，这就是今日的“白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刻在石碑上，详细地记载了堤的功用，以及蓄水、放水和保堤岸的方法。另外，他还派了专职人员去管理湖水，制定了保护西湖的奖惩条例，穷人如违犯便要在湖边种树，富人则让他们下湖捞水草。(www.daowen.com)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为吴越国（907—978年）的都城，吴越王钱镠大力整治西湖，他首先修筑杭州外围的海堤，下令编造很长的竹笼，里面装上巨石，又以罗山大木做桩，竹笼横堆，成为钱塘江沿岸长达百里的海塘，又在钱塘江沿口筑闸，防止海水泛滥。此外，他还专门组建了一支撩湖兵，用来专门打捞西湖里的水草杂物，顺便清理淤泥，以保护西湖。

另外还有一位治理西湖的著名文人是苏东坡，他曾两次来杭州为官，当时西湖被水草阻塞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苏东坡在任期间，下令那些将湖中阻塞地围垦成田的全部退田还湖，派人深挖湖底，禁止在湖的中心部位养殖菱角，用挖出的大量淤泥堆砌成堤坝，即今日的“苏堤”，在西湖和运河之间建造堰闸，并把前人修的连接西湖与六井的输水竹管改为石槽瓦筒结构，又新建了两口井。一代文豪苏东坡为西湖的治理花费了很多心思，从而保证了西湖今日的水量充足。余秋雨感慨道：“先有生态而后有文化，这个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辩地演绎着。雄辩到什么程度？那就是：连最伟大的诗人来到这里也无心写诗，而是立即成了生态救护者。杭州当然也有密集的文化，但我早就发现，什么文化一到杭州就立即变成了一种景观化、生态化的存在。”^[5]

中国古代治理环境问题的另一个成功例子是闻名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灌口镇，是中国建设于古代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人们通常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于公元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因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从无荒年出现，促进了四川的经济文化发展，建堰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

除了都江堰，古代另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灵渠，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灵渠工程主体包括大小天平石堤、铧嘴、南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沟通南北水路运输，自古就是中国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体现了古人在生态治理方面的智慧。

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例子，当然还有一些人与自然无法和谐相处的例子，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缺乏环保意识，为了私利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水源干涸及风沙漫天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最后导致当地的人们不得不迁出原有的家园，另觅新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自然观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人合一”的观点。如何看待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