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强调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历史语境中，国内外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尤其是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中寻找到理论依据与观点支撑，这方面既包括国外以福斯特、奥康纳等人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国内很多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确如此，马克思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生态思想，他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人化自然观中，相关的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此外，在博士论文中他阐述了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看法；尤其是赞赏伊壁鸠鲁将神赶出了自然界这一颠覆传统的做法；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重点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将这些马克思早期的论述综合起来，构成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大致框架，而真正使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变得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无疑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后期巅峰之作中关于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主义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了断裂等论述。这些论述使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以前后统一、层层深入的形式呈现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论著中。

关于劳动，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将其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7]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论断之一。显然，马克思所指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指人类的特有活动，即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标志。劳动是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并超越于一般自然存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人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集合体，劳动使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达到了和谐统一。在劳动过程中，个人不可避免地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这种交往与合作促使人们摆脱对自然生物压力的绝对服从，形成并巩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人的社会属性。劳动使人的社会性成为需要，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同时，人的劳动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它以观念的、精神的创造为前提，不等同于动物的直接受肉体欲求支配。正如恩格斯所说：“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38]精神运动是劳动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劳动的顺利进行。

总之，劳动是人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社会属性有机结合并得以恰当说明的基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化的物质力量人化的双向过程。没有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历史。因此恩格斯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9]劳动是社会关系产生的源泉，发展的动力。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其不同的存在状态与规定性，归根到底是根源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特别是根源于劳动这一最基本的感性实践活动。劳动过程中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生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造就了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劳动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才能进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得以产生，因此社会关系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劳动这种人类生存方式的内在要求。人通过周而复始的劳动，不断扬弃现有的存在状况，创造出更适宜人生存的境遇，同时亦不断扬弃旧有的社会关系，创立新的更利于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另一个著名论断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0]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两种不同的提法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来探究人本质奥秘的显现，前者是从生物学角度揭示人本质的表层结构、一般本质，后者则是从社会学角度揭示人本质的深层结构、特殊本质。关于后一种提法的具体含义，在这里我们不再展开论述。

《资本论》是马克思后期的鸿篇巨著。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对劳动的性质及通过劳动所显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更加精深的阐释。他这样说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41]按照这段话的表述，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两大结论：

第一，人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力，因为人具有用自身的劳动来改变自然界其他自然物质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自然界所有物种当中是最强大、最独一无二的，包括劳动在内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对人的生存意义重大。在自然界的所有物种当中，人的自觉、自为程度是最高的，从原始社会的饮血茹毛、结绳记事、钻木取火到现代社会的遨游宇宙、深海潜水、构建信息高速公路等，人们不断发挥主体所具有的源源不断的能量，改变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境遇，使自己的眼界越来越宽广，在不断变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社会、悠长的人类历史与璀璨的人类文明。

马克思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不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42]也就是说，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使人确信自身与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从而将一切试图超越人与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之外的东西驱赶走，包括君临一切的神性与抽象的理性。由此可见，劳动对于弘扬唯物主义传统的重要性。马克思还认为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43]。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劳动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邹诗鹏在《生存论研究》一书中也指出：“由于实践活动的自为性，意味着这种人与自然的生成关系也根本不可能驯服于自然存在论，因为由实践和劳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生成关系不过就是整个世界史的生成过程。”^[44]既然人类的实践与劳动能力使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影响在所有物种当中最为突出，这也就意味着人在一定意义上与自然界的对立超过任何其他自然物质，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使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影响保持恰当的“度”，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是人需要不断探究的问题。

第二，劳动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双向的物质变换，既包括人对自然的作用力，又包括自然对人的反作用力，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交互性。人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即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了自身的自然化、物化现象。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劳动作为人类所独有的感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必不可少的媒介，只有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劳动的过程使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及物化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5]由此可见，人与自然之间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时代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程度，是一个历史的、变动不居的过程。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双向的对象化关系进行得如何，如果从源头上开始追溯，都不难发现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客观存在的物质自然界是决定人类出现的先决条件。从时间上来说，自然界的存在远远早于人类的诞生，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盲目推崇资本的力量，过度掠夺自然而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断裂。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资本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不断组织工人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总值，以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是否生产组织得规模越大就越好，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资源投入量大，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又很低劣，同时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酷性。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所谓西方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为中心，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拜金主义气息。马克思对资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6]

通过分析上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我们看到他一方面通过强调人类劳动的重要性而重申了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思想主阵地所阐述的人化自然观，另一方面又在后期著作中以“物质变换”“物质变换断裂”等提法为理论亮点进一步丰富了人化自然观的内容，这种前后统一的理论逻辑有力地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只顾阐释社会的经济关系而放弃了对自然的关怀尺度这一说法。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角度来说，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通过自身作为“天地之精英，万物之灵长”所独有的类活动——人的劳动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原本自由、独立、自在的原始自然被打上了人类的印记，这一部分带有人类活动后果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类通过将自然转变为一个属人的世界，使自然变成了一个体现人类意志的对象性存在物，使自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沿着人类预设的轨道前进，而人在此过程中观照自身，增强主体意识，确认自身的力量。很多学者在挖掘马克思自然观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之时，往往只强调马克思关于“人靠自然界生活”^[47]“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8]等观点，并注重从这些论述中洞见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原初关联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马克思自然观区别于其他自然观的独特性——推崇人化的自然。强调自然的人化，这是马克思的自然观区别于其他自然观的独特之处，如果看不到自然生成发展的人类学维度，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也无法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改变世界。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重在改变自然界，后者重在认识世界。这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倡导的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即“治世”具有某种契合性。那么是否强化马克思自然观的“人化”的一面，就放弃了自然的尺度呢？是否为了张扬人的主体性就可以无视自然的承载能力呢？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是不是没有边界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质上，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的提法再次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在无形中为人化自然观预设了一个理论边界，即强调自然的人化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物质能量的相互交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部人类史同时交织着一部自然史，如果只顾及人类自身的利益向度，就会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发生断裂，到时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无情落下，无法挽回的生态危机将是人类单方面追逐自身的利益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此外，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断裂”的提法更是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的生态问题，为人类如何慎重地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敲响了警钟。恩格斯早已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49]

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所认为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等主张出发，我们在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之时，要注意使自然人化的过程保持恰当的“度”，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既可以使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及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产品，又可以使自然的自我循环、自我修复得以持续下去。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在发展的轨道上全速前进，否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拥有“中国速度”“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及“中国超越”，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当然，发展不能盲目地、无节制地进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对人们实践活动的类型、方式及手段进行限定、制约。主张绿色发展是为了获得更好、更多、更持久、更有深度的发展，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一系列实践活动过程中，我们要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关于“物质变换”“物质变换断裂”等阐述中获得启迪，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注意保持应有的警醒意识，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终结德国古典自然观传统，将实践视为一个核心概念与不可或缺的中介引入到对“人-自然”“主体-客体”这两对关系的考量中，以实践超越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实践消解“主客二分”的割裂，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同时将社会历史视野引入自然领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不仅在发展观的演进逻辑中具有革命性意义，而且值得我们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对其展开理论维度的深层剖析，并将其当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的哲学根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及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对我国在现阶段实施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包含的丰富生态意蕴，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为我国绿色发展理论建构的主要基石，尤其是借助其视角正确看待我国绿色发展的目的、实施途径、遵循原则及所要达到的境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制度诠释及实践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注重在保护自然、珍爱自然、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条件下，积极地认识自然界、改变自然界、美化自然界。以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创新，通过这种继承与创新，使我们以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底蕴和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做到与时俱进、与时俱新，实现时代化、中国化，更好地指导当下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此外，从更加宽泛的语境来讲，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的建树。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发展”主要还是抽象的、宏观的，因为他们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关注的焦点是革命问题，即如何通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等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变革完成之后，才能在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聚焦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在现实中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发展变为直接的、现实的任务，这样的发展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头脑中所设想的发展更加丰富具体，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了宏观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但是没有提及绿色发展，而绿色发展是更加具体的、现实的，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衔接部分，实现了绿色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整体上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与丰富具有关键意义，对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核心组成部分。20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围绕革命问题进行探究，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围绕发展问题展开探究。

【注释】

[1]［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2]同上，第127页。

[3]［苏］尼·伊·拉宾：《〈1844年手稿〉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和哲学论证》，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4]［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8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7]同上，第157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9]同上，第58页。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1]同上，第116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5页。

[17]同上，第997～99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www.daowen.com)

[19]［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21]同上，第8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23]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2页。

[24]［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页。

[2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26]同上，第107页。

[27]同上，第107页。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30]同上，第135页。

[31]同上，第154页。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33]陈家宽、李琴：《生态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重庆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

[36]同上，第383页。

[3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4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208页。

[4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4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44]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173页。

[4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4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48]同上，第5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