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渔猎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界的顶礼膜拜，到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再到工业文明时期人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掠夺，自然走下高高的神坛并融入具体的世俗，由被人们所敬畏到成为“有用的物”被奴役，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不断加剧。从源头上来解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自然的依恋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结那样潜藏、沉淀在每个人类个体的内心深处，不管遭遇到何种挫折，总是渴望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并在那里找到心灵休憩的家园。但是每个时代的人们却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不同程度地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这势必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化关系。

综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在农业经济阶段，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很低，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对劳动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人身依附、等级服从也就成为农业经济阶段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人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因此人不是具有独立人格、自主自决的人，更谈不上是全面发展的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工业经济阶段，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由于经济增长过分地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考虑或极少考虑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人类在取得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也极大消耗和浪费了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并引发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显然，这样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开发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构成了对人类持续发展以至于生存的巨大威胁。因此，建立在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对自然的掠夺和开发，以及物质主义基础之上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使人成了扭曲的人、异化的人。人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而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言辞。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随处可见，随着财富的日益积累，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也持续升温。人与自然的异化主要表现为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人的次生的无机身体不断向原生的无机体野蛮扩张，无情地吞噬原生的无机体，人主要按照功利原则而非美的原则来重建自然、人化自然。黑格尔如此形容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对自然的实践态度一般是由利己的欲望决定的；需要所企求的，是为我们的利益而利用自然，砍伐它，消磨它，一句话，毁灭它。”^[24]

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在此过程中人与自身的异化也变得更深了，因为人是自然的人，人无法割断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人也是社会的人，人与他人的相处与交往构成了其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异化便意味着人与自己的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5]。那么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出现了：如何通过努力去超越、解构这些异化？虽然在这些异化面前，“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26]，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27]，因此人总是竭尽全力试图去超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及人与自身之间的种种异化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彻底解决上述异化问题的使命应当由共产主义来完成，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他精辟地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8]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人的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人们不再为满足自己的物欲无休止地掠夺自然，也不再为人与人之间财富的多少争得头破血流。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异化随之消亡，人可以自由地把握与自然、社会、自我三个层面的关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获得了完全的解放。这是对一个异化社会的彻底超越，标志着异化时代的终结。马克思对此描述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当然，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不可能在乌托邦式的臆想里实现，也不可能存在于人类历史与人类实践活动的视野之外，而应当在人类现实的社会中实现，同样道理，人的解放也“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1]。他如此说道：“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2]

马克思在其文本中提及的是“人道主义”而不是“人本主义”，这两个词有所区别。“人道主义”在西方是一股源远流长的思潮，涉及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及人的幸福等诸多方面，它出现在以西方人文思想为生长土壤的马克思的理论中不足为奇，而“人本主义”更偏重于在哲学领域中将人与自然进行比较时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管是哪个词，都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概念来言说。上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的阐述，其文本语境是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这里我们将其暂时理解为与“人本主义”一词具有共同的含义，即指人类的主体性地位。

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这对关系的思考最终落脚在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这一点上，也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既有对自然权益的尊重，又有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自然主义从自然的存在、发展出发来反观人类的活动，人本主义则以人的利益为优先考虑原则来与自然相处，对两者孰轻孰重的思考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某一个极端：或者自然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从这两个定义本身就可以看出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各自的弊端。有学者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而自然中心主义将自然凌驾于人类之上。如果我们赞成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就会狂妄自大和胡作非为，就会为了人类的自身利益或者一时的贪欲去蔑视自然，破坏自然，不断向自然索取。同样，如果我们赞成自然中心主义，要么陷入到小心翼翼、无所作为或者无所适从的境地，要么陷入虚伪的道德困境。这两种主义都是没有出路的。”^[33]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己的论著中对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分别进行了批判，通过这些批判，他们试图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各自所持视角的狭隘性。(www.daowen.com)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道：“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4]在他看来，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是一个大写的、类存在物意义上的“人”。这个“人”既不是古希腊智者学派用来衡量万物的尺度，也不是文艺复兴的大家们从基督教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人之自由本性的“人”，更不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泛滥背景下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眼中主宰天地万物的“人”，而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及精神属性融为一体，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人”。马克思的观点有助于纠正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一体性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割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纽带，将主体性无限膨胀的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忽略了自然作为孕育、繁衍人类之基础的独立性、完满性及重要性，将人的利益诉求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而丝毫不顾及自然的存在状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自然，进一步提升到了使人之为“人”，而不是一般动物的必要性存在物的位置上来。

当然，人对于自然界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缺乏人类足迹的自然不过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类可以通过思维着的精神及勤劳的双手将自然变得更加欣欣向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35]他又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6]恩格斯的这两段话有助于人们用正确的眼光看待自然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亦称“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主张人类与任何一种生物都是平等的，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强调尊重自然界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将人类等同于宇宙万物，放弃人类尺度。不难看出，如果完全按照自然中心主义的逻辑，人只能放弃自己的发展权利，放弃一切先进的科技与发明，回归到饮血茹毛的丛林时代，如此人类文明史、人类发展史便彻底终结了。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中，关于生态的议题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更多的篇幅被用来探究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发展方向及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法则等方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的生态思想，但是他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然的自我发展规律及资本与自然的关系等早有阐述，这些经常被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用作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理论武器，以期通过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寻找到某种“替代性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科技的发展远非今日的日新月异，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能力相对有限，还没有出现全球范围内呈蔓延之势的生态危机。但他们基于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恰当把握及对初现端倪的生态问题的警醒意识等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我们现阶段提倡的绿色发展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石。

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若只顾生态而摈弃发展，将错失发展的良机，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抛之脑后，而若只顾发展而不顾生态，发展则难以为继，因此发展与生态可谓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与此同时，我国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绿色发展必须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典入手，挖掘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包含的丰富的生态意蕴，并将其作为宝贵的理论资源来加以重视、继承和发展，找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平衡点，一方面要避免因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不顾及自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陷入自然中心主义而无所作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努力实现绿色生态与人类发展的“双赢共生”。

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视野来看我国绿色发展经过上下求索之后所预想达到的理想境界，是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我国的绿色发展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双赢”，即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一方面，发挥人的主观动能性积极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依据美的原则再生产出自然界，创造出更加美丽、美好的人化自然图景，实现人与自然基于高级形态文明基础之上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我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美化自然，坚持以绿色发展的理念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从历时态的角度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充分意识到一个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我们这一代人与无数子孙后代共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