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由来已久，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自然观主要经历了从古代朴素自然观到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再到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三次大的嬗变。

1.古代朴素自然观

古代朴素自然观产生和发展于古代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它使用“始基”“本原”等词来探讨世界的起源问题。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很多自然现象无法用当时人们所掌握的知识进行解释，因此自然界充满着神秘色彩，人们对自然界充满着敬畏之心，往往从周边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寻找关于世界构成之谜的答案。无论是古希腊的先哲还是中国古代的哲人，他们都擅长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之间的原初联系，并都试图从自然元素中寻找世界的本原，或者用一种具体形态的自然物质，或者用几种具体形态的自然物质来解释自然界所呈现的多样性背后隐含的统一性。例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普罗泰戈拉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由水组成，变化为各种形态，最终又复归于水。这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命题，开启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哲学之思，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满足于由肉体感官带来的种种具体的生活体验，而是致力于透过事物的表层去思考万事万物背后最终的统一基础。此外，赫拉克利特强调世事的不确定性与万物的流变性。他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世间万物都是火的变形，整个世界就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永不熄灭的活火，火与万物之间通过下降与上升之路循环往复：火生气，气变水，水成土，土又变水，水蒸成气，气复变火。而德谟克利特则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种叫作“原子”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所有的原子都是性质相同的，万物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原因在于其中包含的原子在数量、形态、大小及排列顺序等方面有所不同。原子是一种充实的存在，与其相对应还有一种松散的存在——“虚空”，它是原子活动的场所。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虽然碍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所限，这些古希腊的哲人们无法对自然界的构成要素及运行规律作出更加精深、详实的阐释。

同样，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也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例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以日常生活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为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又如，战国时期的荀子认为，物质性的、统一的“气”构成自然界的万物，而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再如，北宋的张载提出了著名的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这些学说都体现了中国先哲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在悠长的哲学长河中，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2.近代机械自然观

古代朴素自然观具有直观、粗陋的特点，人们根据现实经验思考而成，带有一定的臆想、猜测成分，缺乏科学的论证与严密的逻辑推理。随着时代的演进，古代朴素自然观后来逐渐被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所代替。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所处的时代背景主要为18世纪，它的主体特征是将自然视为一架大的机器，而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主张机械运动是唯一的运动规律，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机械运动的规律进行解释。比如，英国划时代的大科学家牛顿在其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各种自然现象可能都取决于某些力的作用的想法，并试图从其掌握的力学原理中推演出所有自然现象。又如，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将力学规律运用到对物质世界的分析上来，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命题。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确立了人的理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即强调人类理性至上与主体性至上。再如，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在批判和吸收笛卡尔“动物是机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机械论命题——“人是机器”，他甚至将人视为一架类似钟表的精密仪器，认为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像机器的各个零部件，人的身体状况可以决定人的精神面貌，人的心灵依赖于肉体，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因而都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总体说来，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注重必然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偶然性，强调从古典力学原理去解释自然现象，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人是施力的一方，自然是受力的一方，人类可以对自然界进行自由掌控、支配，而自然界只是一个被动的存在物。由此可见，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为人类中心主义作了理论铺垫。

3.人化自然观(www.daowen.com)

从对什么是生成自然的“始基”这一本源性问题的思考来看，又存在着唯心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之区别。就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言，无论是康德、谢林、费希特，还是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们的思想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那里拯救了辩证法，又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传统，使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其中，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在对这两者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发动了一场自然观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建立起自己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

“人化自然”这个概念首先是由黑格尔提出来的，但这一提法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黑格尔以抽象概念自身的不断演进构建了其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自我意识由低级阶段不断扬弃、发展，最后演变成最高境界的“绝对精神”的过程。按照黑格尔的思维逻辑，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界”都是有限的，只有“绝对精神”是无限的，无限的“绝对精神”可以掌控有限的“人”与“自然界”，有限的“人”与“自然界”最终无非是统一于无限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不断演化推动着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不仅整个自然界是“绝对精神”外化或异化的产物，甚至连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绝对精神”外化或异化的产物。显然黑格尔所说的“人化自然”带有明显的抽象、思辨特点，充其量不过是抽象概念的产物，过于标榜了精神的力量。

在黑格尔看来，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整个自然界是理念的产物，理念先于并高于自然界而存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万物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理念而已，因为“只有理念才是永恒存在着的，因为理念是自在自为的存在，也就是说，是返回自身的存在”^[4]。马克思对此作了十分深刻的批判：“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他重新把自然界分解为这些抽象概念。因此，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把对自然界的直观加以抽象化的确证行动，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的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过程。”^[5]马克思不仅将“辩证法”这一灵动的方法从黑格尔令人窒息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和抽象的理念决定论中拯救出来，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的症结之所在，并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吸收，为形成自己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除了受到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还受到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的影响。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使人们对于世界本原的追问重新回到了唯物主义的正道上来。可惜他在批判黑格尔思想的同时，将其灵动的方法——辩证法也一同抛之脑后了。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思维、意识是客观物质的反映，人和人的思想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他看来，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天国生活应当为现实的世俗生活所代替，他反对一切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他将人们的目光从天堂引向自然界、引向人本身，尽管最终他希望建立一种“爱的宗教”，以另一种形式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使自己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方面，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客观实在，是“非产生、非创造”的实体，是永恒的实体，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物质统一体，人来源于自然界，人的发展以自然界为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费尔巴哈的这些观点捍卫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带给了马克思很多启示。但是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终究是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他眼中的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纯粹的物质自然界，而不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作用下，历史地形成与发展着的现实自然界，也就是说，缺乏社会历史视野，这造成了费尔巴哈抽象自然观的致命弱点。

实质上，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人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自然界的发展演变不断凸显出社会历史性，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了费尔巴哈的错误：“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6]在后面的行文中他们又补充道：“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7]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清晰地洞察了费尔巴哈自然观的缺陷，只有在自然观领域引入历史的、社会的视野，才能看到自然界在人实践活动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与自然界自身各个生物圈的发展演变交织在一起，体现出自然观领域的唯物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