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的首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怀，依据厚重的理论积淀、卓越的抽象思维能力，结合已有的革命实践经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艰苦探索和正确概括。它从形成至今历经多重考验，事实证明它是包含一系列理论、观点的科学知识体系。尽管它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所有观点也并非完全适用至今，但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详细论述了货币的流通、金属货币的蓄水池功能等方面，这些分析是极为深刻的。虽然在当今时代存在虚拟货币的实际状况之下，有人会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有失偏颇的现象，但正所谓“瑕不掩瑜”，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其理论的先进性、正确性、科学性、严谨性是很难有其他理论所能比肩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在新千年到来之际由英国BBC广播公司举办的“千年伟人”民意调查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西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大家一致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极为重要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是当之无愧的“千年伟人”。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年）在其著名的《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影响力：“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精神。”^[1]他又说道：“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2]德里达的论述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者心目中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自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我国以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回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国很多重大的政治决策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成功运用，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人成功地、富有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的成功，显示其具有其他理论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它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先进的理论，中国人民庆幸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中国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大道，并且在这条大道上越走越稳健、越走道路越开阔。

众所周知，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挫折。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即将到来，一方面，他们为苏东剧变额手称庆，为资本主义制度大唱赞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高呼“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等口号，想要以此在理论层面击垮依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希望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不过他们的阴谋诡计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随着2008年以来西方一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社会问题，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都开始对自己原先的理论进行反思与修正。他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演进都已终结；但却在近年来撰文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需要自我的不断创新和完善。虽然他迄今为止基本上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理论基调，但是却不得不略带尴尬地承认自己原先的“历史终结论”需要一定的调整。此外，他在2010年12月访问中国时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进行的演讲中甚至还表达了对“中国模式”的一定赞赏。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像福山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完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分析依然非常深刻、不可或缺，这也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又备受人们青睐的原因。(www.daowen.com)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国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使全世界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情结的人们在苏东剧变的阴影中看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事业复兴的希望、发展的曙光。时至今日，作为当今现存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典型代表，我国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论原则与本国具体国情成功结合的最佳典范。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共产党，也成为赢得中国人民广泛认可、深深信任并积极拥护的政党。因此我们探讨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首先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挖掘丰富的理论财富，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的精神养料。当然，探究绿色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意义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结合时代的主题和我国的国情现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汲取营养，使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底蕴和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以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做到与时俱进，更好地指导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中与绿色发展相关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作的阐述。实质上，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迅猛发展的见证者和富有远见的卓越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在感慨工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所体现出的历史先进性之余，早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潜藏着的弊端，不仅是更加严重的阶级对立，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剥削，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反抗、斗争，还包括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力推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掠夺，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对传统自然界的破坏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不同时期的著作中表达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例如，马克思早期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集中论述了人、自然及劳动等问题；又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详细地论述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普遍联系，充分展示了整个自然科学从经验到理论、从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其中提及了好几个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例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的高度重新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自然对人的重要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性，他们并不仅仅单纯地分析“人与自然”这一对关系，而是将对其的考量结合在以理性之眼洞察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坚持自然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有机统一，既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又详细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甚至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这一表象下挖掘出隐含着的人与人的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唯物史观的构建往往交织在一起。尼·伊·拉宾对此评论道：“由于生物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的统一，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人和人的关系同样直接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3]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主体部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这些思想汇聚成马克思以“人化”为主要特征的自然观。本书在以下的行文过程中主要以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为重点来梳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绿色发展的理论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