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者主要对内部控制与公司投资行为进行研究，而较少研究内部控制对R&D投资的影响。有关内部控制与公司投资的研究文献在内部控制质量的经济后果中进行了回顾，因此，本部分主要从国家、地区、行业和企业层面对R&D投资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1）基于国家层面R&D投资的研究

Wang和Huang（2007）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以研发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为R&D投入、专利数量和学术刊物数量为R&D产出，采用DEA方法测量了OECD各国的研发活动的相对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控制了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只有半数以下国家的R&D活动是完全有效的，并且2/3的国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Wang（2012）认为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了国家R&D投资效率，采用77个国家1986—2007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能促进国家R&D投资效率的提高。

（2）基于地区层面R&D投资的研究

Thomas（2011）等以专利和出版物数量为产出指标衡量了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R&D投资效率，结果表明，在2004—2008年期间，只有14个州的R&D效率呈现积极的变化。同一时期的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中国和韩国）的研发效率显著提高且印度领先。

至于国内学者，池仁勇、虞晓芬和李正卫（2004）采用DEA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R&D投资效率，并分析了东部R&D投资效率较高而西部偏低的原因。岳书敬（2008）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人力资本与我国各区域R&D投资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市场竞争的加强，可以进一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R&D投资效率的溢出作用。刘树和张玲（2006）从专利投入产出的角度测度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R&D投资效率。白俊红、江可申和李婧（2009）测算了1998—2007年期间我国各区域的R&D投资效率，并分析了区域创新系统内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等主体要素及其联结关系对R&D投资效率的影响。刘和东（2011）收集了1998—2008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R&D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投入产出无时间滞后、滞后1期、滞后2期及滞后3期等不同情形下随机前沿模型的回归情况，分析了政府资助、金融支持、基础设施等因素对省际R&D投资效率的影响。史欣向和梁彤缨（2013）采用中国各省的数据研究了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且通过因子分析将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等三个要素综合成为社会资本变量，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研发的中间产出效率和最终产出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陆正华、李瑞娜和钟伟（2013）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凝练了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研发效率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

饶旻和杨永华（2013）研究认为，2001—2010年期间我国在R&D投入产出方面的效率值常年总体比较低，且比较稳定。在R&D领域冗余投入方面，我国常年存在R&D经费和人力方面的过度投资或投入，且十年来的过度投资总额还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未考虑经济规模的变化），R&D投入产出的DEA效率值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十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R&D投入产出的DEA效率值各年平均最高，中部最低；我国各区域各年R&D的投入冗余值（非效率投入或过度投资）总平均额度差别较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在R&D经费上的年均过度投入额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中部地区在R&D全时当量上的年均过度投入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戴静、张建华和徐传华（2014）从创新效率角度出发，在全要素R&D效率估算框架下测算我国各省份工业部门的创新效率，并对影响我国地区创新效率差异的因素进行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研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R&D效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R&D效率始终最高且较为稳定，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且地区间的R&D效率还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分析得出，对地区间创新效率不平等贡献较大的因素依次是地区要素禀赋、R&D投入、FDI、进出口贸易及技术引进等。据此，提出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创新政策，如东部地区应着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利用创新先发优势挖掘创新潜力；中西部地区应依循比较优势发展潜力行业，通过企业创新集聚提高区域创新效率。

胡洪力和李晓（2014）以2006—2010年中国31个省域的数据为基础，考察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发展不够均衡；研发效率的提高逐渐依赖于研发资本投入；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研发效率逐渐呈现负相关的趋势，即非国有企业更有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企业绩效与研发效率呈现负相关趋势；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差距逐渐增大，研发溢出效应明显。高研发效率省份普遍集中于沿海省份，西部和北部部分省域的研发效率依然处于很低的状态。

（3）基于行业方面R&D投资的研究

Hashimoto和Haneda（2008）运用DEA曼奎斯特指数法（Malmquist Index）衡量了日本制药公司和制药业的R&D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研究显示，日本制药公司的R&D投资效率在1983—1992年期间每况愈下。Costa-Campi（2014）以能源行业为研究领域，分析R&D投入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公司在能源创新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实证研究发现，虽然创新公司面临不确定的需求，但并不妨碍其创新活动；与其他行业相比，财政约束并不是阻碍能源行业创新的主要因素。

冯根福、刘军虎和徐志霖（2006）测算了我国35个工业行业1996—2004年期间的R&D投资效率，并分析了行业中企业数量、行业资本总额、行业总利润、行业固定资产额、行业研发投入总额和国有企业销售比重对行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朱有为和徐康宁（2006）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中型企业分为13个细分行业，收集1995—2004年期间的面板数据来研究13个细分行业的R&D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与研发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比重对研发效率也有正向影响，但外商投资企业对研发效率的贡献程度更高。陈修德和梁彤缨（2010）选取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类中的17个细分行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PF）模型对研发中间产出效率与最终产出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R&D投资效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市场结构、企业规模对研发中间产出效率和最终产出效率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尚洪涛和昝星灼（2013）运用DEA模型对节能环保企业的R&D投资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发现，①R&D投资效率参差不齐。我国节能环保企业的R&D投资效率方差较大，并且达到相对有效的企业数量较少。②R&D投入要素的转化率低。样本中有7家公司处于规模不变状态，仅占样本的14.58%；33家企业处于规模递减状态，说明继续追加投入已不能取得更高的产出，但这并不完全由于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真正过量，而是企业没能很好地配置投入与产出之比，投入的经费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夏良科（2013）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1999—2010年期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21行业中研发投入对TFP的影响，从多个方面深化了对R&D、人力资本与TFP增长关系的认识。首先，文章证实R&D投入是中国工业TFP增长的决定因素；R&D显著地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同时也是导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其次，行业间的R&D溢出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后向R&D溢出不利于TFP增长，而前向R&D溢出是提升技术效率重要因素；但是，前向和后向的R&D溢出均不利于技术进步。再次，文章没有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作为TFP增长引擎的证据；相反，研究发现，如果控制了R&D投资与人力资本变量的交互作用，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甚至抑制了TFP提升，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积累虽然显著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同时却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提升。最后，人力资本具有“同化器”的作用，人力资本不仅促进自身R&D投资对于TFP增长和技术效率提升的贡献，同时还有助于后向R&D溢出对于技术效率提高的作用；但是，却抑制了前向和后向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同时，文章的结果显示，R&D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技术进步越大；同时技术效率下降也越多。(www.daowen.com)

宋文飞、李国平和韩先锋（2014）运用中国工业33个细分行业2004—2011年期间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R&D双环节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R&D双环节效率的影响，无论是门槛条件还是影响过程都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对R&D转换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水平门槛条件下，环境规制对R&D转换效率的影响呈“U”形特征；在行业获利能力、规模化水平门槛条件下，环境规制对R&D转换效率的影响存在倒“U”形的作用机制。而环境规制对R&D转化效率的门槛效应与其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市场化水平门槛条件下，环境规制对R&D转化效率的影响具有倒“U”形特征；而在行业贸易自由化水平门槛条件下，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4）基于企业方面R&D投资的研究

Sanueal（2002）界定了R&D项目效率的定义，即为了实现R&D项目的技术目标和市场目标而投入的R&D资源和R&D过程的最佳利用。以西班牙得到政府资助R&D项目超过10万欧元的423家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R&D项目的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和成果指标对R&D项目效率进行研究。Zhang（2003）收集了国家统计局1995年发布的普查数据的企业层面数据，采用SFA方法衡量了企业的R&D投资效率（产出指标为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投入指标为企业R&D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并检验了企业所有权性质与R&D投资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R&D投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外资企业的R&D投资效率显著高于国内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Mogens et al.（2003）应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对丹麦2370个公司的R&D投资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公司类型、市场集中度、偿债能力和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对公司R&D投资效率的影响。Maietta和Sena（2010）运用SFA模型衡量了意大利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以利息保障倍数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Park和Choi（2013）采用DEA的BCC模型评价了韩国2046个R&D项目的效率，并为改进R&D投资效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Xiao（2013）考察了股东权益保护法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强股东权利保护可以提高世界各地的R&D投资效率，而且可以减少在R&D上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股东保护促进创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对R&D投资有效的资本配置。

Szücs（2014）利用1990—2009年期间的265家收购公司和133家并购公司的数据，评估并购活动对R&D支出和R&D强度的影响。通过使用不同的匹配手段，构建独立的对照组，研究R&D增长和强度与企业并购的关系。结果显示，目标公司合并后，大大降低了研发力度，而收购方的研发强度下降是由于销售大幅增长。Seru（2014）探讨了企业集团形式对公司R&D投资活动规模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这些失败并购的公司里，如果公司属于多元化并购，不仅创新数量少，而且创新不足，多元化组织会影响企业创新活动。

Pindado et al.（2010）侧重研究公司特征是如何影响R&D支出的。结果表明，公司特征可以缓和公司价值和R&D之间的关系。一些企业特征（如公司规模、企业成长和市场份额）会对公司价值和R&D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而其他（如自由现金流、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劳动强度、资本强度）会产生负向影响。因此，R&D支出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的特点。Chen、Ho和Ho（2014）以477家美国公开上市的大型公司为样本，研究CEO过度自信与R&D显著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过度自信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的R&D决策方式；在R&D显著增长的公司中，且CEO没有表现出过度自信，则投资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异常报酬。此外，在公司的长期运行中，没有表现出过度自信CEO的公司更优于过度自信的公司。García-Quevedo、Pellegrino和Vivarelli（2014）使用西班牙制造企业在1990—2008年期间的数据，探讨年轻企业R&D活动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年轻企业的R&D支出更低一点，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公司缺乏经验导致的。此外，研究还发现市场集中度和产品的多样化能够增加成熟企业参与R&D投资的可能性。

我国学者池仁勇（2003）以浙江省技术创新调查的230家企业（浙江省技术创新开展较好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DEA模型测算了企业R&D投资效率，并简单分析了影响企业R&D投资效率的因素。史欣向和陆正华（2010）以2005年广东省714家民营科技企业的R&D数据，采用SFA方法以R&D经费和R&D人员为投入变量，以专利申请数为中间产出变量测度了企业R&D中间产出效率，以技术性销售收入为最终产出变量测度了企业R&D最终产出效率。实证结果显示：民营科技企业的科研成果产出能力并不差，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能力才是制约民营科技企业R&D投资效率的关键。他们还探讨了资本类型、企业规模、劳动力结构和领导者文化程度对中间产出效率和最终产出效率的不同影响。史欣向和梁彤缨（2011）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影响R&D投资效率的“隐性”因素——企业家信心。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家信心指数越高，企业R&D活动的最终产出效率也随之提高，然而企业R&D活动的中间产出效率却随之降低。

陆国庆（2011）研究了2006—2008年期间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呈现显著正相关性，与创新环境、行业背景（如政府支持力度）和创新机遇等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与外溢效应呈显著负相关性，与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公司年龄、公司Q值也呈负相关关系。刘秀玲（2012）以上市公司累计获得的有效专利量为产出变量，以R&D资本存量和R&D劳动投入作为投入变量，测算了上市公司R&D投资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专利生产技术效率总体上较小，但呈上升趋势，具有收敛性；技术装备利用率、资本密集度、国际化水平、国有股比例和公司规模对专利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

黄新建、黄能丽和李晓辉（2014）以2008—2010年期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特征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资效率正相关，高管年龄与企业R&D投资效率负相关。通过对重庆市与东中西部典型地区（上海、湖北、四川）的对比分析发现，重庆市R&D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都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同时，重庆市R&D投资经费来源渠道主要依靠企业，政府对R&D投资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庆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效率最低。

顾群、翟淑萍和苑泽明（2012）以logistic模型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指数，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效率，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R&D投资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高、低融资约束组的R&D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差异，且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会显著促进R&D投资效率的提高。该结果表明，代理问题会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而融资约束的客观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代理问题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使企业更加重视R&D投入的质量，从而提高R&D投资效率。贺勇和刘冬荣（2011）基于我国民营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09年期间的数据，研究了企业R&D投入与融资约束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民营企业集团控制型上市公司在受到融资约束，特别是股权融资约束时通常会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获取资金支持；②集团控制型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倾向于支持高现金流权的上市公司；③高科技上市公司R&D投入随着所获取的集团内部资金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中度不利经济环境下具有显著性。贺勇和何红渠（2014）以金融危机前后我国2007—2010年期间沪深两市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内部现金流和外部股权两种融资约束的测度方法，以集团属性为调节变量，控股股东支持为中介变量，研究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上市公司金融危机前后的R&D投资问题。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的R&D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敏感，而对外部股权融资不敏感；企业的集团属性不会显著改变两种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负向影响，即集团属性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但考虑控股股东支持的中介作用后，企业的集团属性使内部现金流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负向影响消失，即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显著存在。

吴卫华、万迪昉和吴祖光（2014）以2009—2012年中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使用会计和市场业绩计量指标，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业绩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业绩与R&D投入强度之间呈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这说明R&D投入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适度范围。当R&D投入未达到最大化公司业绩的极值时，增加R&D投入会提升公司业绩；当R&D投入超过能够最大化公司业绩的极值时，再增加R&D投入将会损害公司业绩。②最高市场业绩时的R&D投入水平要高于最高会计业绩时的R&D投入。因此，企业在制定激励政策时，采用会计业绩还是市场业绩作为激励参考指标，会对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以市场业绩为基础的激励政策有利于企业提高研发投入。③业绩上升阶段公司业绩对R&D投入的敏感度要高于业绩下降阶段。在业绩达到极值之前，加大R&D投入可以带来更快的业绩增长；但是业绩达到极值之后，继续加大R&D投入，业绩的下滑速度则表现得较为平缓。会计业绩对R&D投入的敏感性低于市场业绩对R&D投入的敏感性。因此，企业需根据其要实现的会计或市场业绩权衡R&D投入强度。基于市场业绩的激励政策更有利于企业加大R&D投入，提高研发投资活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