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反应、投资者保护、会计稳健性、资本成本、代理成本、公司价值和风险及公司投资等方面。

（1）市场反应

Willis et al.（2000）认为企业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公司治理状况良好的表现，通过报告中披露的公司战略和政策，能使股东确信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Hammersley et al.（2007）探讨股票价格在SOX法案302条款下管理层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的反应，检验了内部控制缺陷的特征（严重程度、管理者对内部控制效果的结论、审计能力以及披露的模糊性）是否会向市场传递不同的信息。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信息内容取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并且内部控制缺陷及重大缺陷披露将导致股价的负向反映。研究还发现，若公司由四大审计或者管理层认为内控总体有效，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导致的市场负向反应较小；但是，若内控缺陷为难以用审计发现的问题或者缺陷披露较含糊，则会导致更大的市场负向反应。Deng（2012）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内部控制质量显著影响整体机构投资者和耐压能力较好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决定，但压力敏感的机构投资者很少注意内部控制质量。文章使用两阶段回归控制自我选择偏差后，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更加显著地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决策。

冯建和蔡丛光（2008）以沪市部分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对内部控制信息的反应。研究发现，深度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会对股价产生正面影响，而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股价影响较弱。其原因在于公司很少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并且由于内部控制缺陷样本数较少，影响了统计结果的显著性。杨清香、俞麟和宋丽（2012）考察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市场反应的关系。研究认为，内部控制有效性会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内部控制缺陷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并且在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交互影响模式下的市场反应更加明显。余海宗和丁璐（2013）考察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验证了引起市场反应的具体路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良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增进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信任，提高会计信息决策的有用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表现越好，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越高。这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间接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管理水平和投入水平，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2）投资者保护

Zhang（2007）研究认为，SOX法案对企业内部控制的严格要求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出于成本效益原则和自利行为，企业会将这些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投资者，使得投资者成为成本的最终承担者，这意味着内部控制在投资者保护方面不具有有效性。Doyle et al.（2007a）、Ashbaugh-Skaife et al.（2008）等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的完善可以有效地提高财务报告可靠性，从而减少契约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公司的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从而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张先治和张晓东（2004）从投资者需求的角度，采用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着较强的需求，投资者对内部管理控制和内部会计控制需求呈现出层次性。李志斌（2013）选择沪、深两市的部分上市公司作为调查样本，建立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用以衡量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并运用内部控制指数及公司财务数据检验内部控制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内部控制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状态水平、质量状况、组织程度和总体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②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公司，内部控制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发挥了更强的正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股权分散为内部控制的投资者保护功能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孙光国和李冰慧（2014）分析了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传导机制，认为内部控制不仅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在此基础上，他们构建了基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以评价的需求方及目标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相关要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量化评价提供理论基础，指导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实践，更好地实现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李晓慧和杨子萱（2013）从债务契约特征的视角探讨内部控制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债权人会感知到更多的保护信号，并通过放宽债务契约条件表现出来，此时债权人会倾向持有更多的债务资本以及偏好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和更长的债务期限。另外，通过对比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在债权人保护方面的差异，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契约特征的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这说明内部控制在债权人保护方面比公司治理更具有增量作用。这可能源于债权人无法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过程，其更加看重能够保障财务信息真实可靠、经营合规高效的机制，即内部控制。

（3）会计稳健性

Goh和Li（2011）以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较低的会计稳健性，后续期间内部控制缺陷整改的公司比没有整改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稳健性。于忠泊和田高良（2009）从会计信息稳健性、可操控应计利润和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考察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和审核没有显著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与未披露的公司相比，其在会计信息稳健性上没有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和审核与可操控应计利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自我评价报告没有提高应计利润的质量。齐保垒、田高良和李留闯（2010）在控制了公司的经营特征、行业特征、是否为国有控股以及是否为ST后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显著低于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方红星和张志平（2012）从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根源和过程两方面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具有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对预期经济损失“坏消息”及时识别和确认的力度增加，会计稳健性增强；后续期间，相对内部控制质量没有变化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稳健性；反之，内部控制质量下降的公司则具有更低的会计稳健性，并且这一结论不受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4）资本成本与代理成本

Beneish et al.（2008）对依据SOX法案302条款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330家公司和依据404条款披露的383家公司进行研究，探讨内部控制缺陷对信息不确定的影响。这些公司需在两个不同条款要求下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通过比较两类公司的股票回报率和权益资本成本发现，302条款下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伴随着显著的负向异常回报（-1.8%），权益资本成本也有增加，相反，404条款下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股价和公司资本成本没有明显影响。Ashbaugh-Skaife et al.（2008）认为虽然SOX法案404条款要求管理层披露内部控制评价信息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是该信息披露也会降低信息风险，从而降低企业股权融资的资本成本。通过研究404条款前后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评估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风险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内部控制报告影响投资者评估和企业权益资本成本。(www.daowen.com)

王敏和夏勇（2011）研究认为，内部控制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理可分为两条路径：直接作用路径和间接作用路径。其中，直接作用路径主要基于对信息风险的影响：内部控制质量优劣会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盈余质量），进而影响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从而对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间接作用路径主要基于商业风险：内部控制质量优劣会影响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的决策行为，进而减少管理层和大股东的舞弊或不正当行为，从而提高企业现金流，降低企业的商业风险。由于企业的商业风险较低，因而企业权益资本的风险溢价补偿较低，即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较低。

杨德明、林斌和王彦超（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在降低代理成本中的替代效应。文章指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并且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存在替代性。杨玉凤、王火欣和曹琼（2010）利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设计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由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三部分构成；其中，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以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为主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部控制质量的优劣；进而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代理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闫志刚（2012）研究认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由内部控制质量决定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降低了投资者的估计风险，抑制了投资者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下降。实证结果表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系统性风险和权益资本成本。郑军、林钟高和彭琳（2013）以我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货币政策波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显著增加；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更高；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这种效用仅发生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效用不显著；并且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显著地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效应不显著。

（5）公司价值和风险

Doyle et al.（2007a）通过研究2002—2005年披露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705家公司，检验了应计质量与内部控制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较低的应计质量相关；并且内部控制缺陷和低应计质量的关系仅发生在内部控制缺陷难以进行审计的公司整体层面，而在可审计的方面没有发现这样的关系。Feng et al.（2009）认为，如果公司由于内部控制相关政策和程序不够完善，使财务报告中内部控制部分显示出重大缺陷，会对公司经营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公司对其内部控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修复，其存货周转率、销售毛利率会得到提高。

于海云（2011）通过信用模式解释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认为，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更有动机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以此增加企业价值。反之，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会导致债务融资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企业价值。林钟高和王书珍（2006）探讨了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认为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从企业的不同层面努力实现企业价值，并提供了完善内部控制的思路，以更好实现企业价值。林钟高、郑军和王书珍（2007）根据COSO框架五要素，构建了内部控制质量综合评价指标，并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证实了内部控制完善与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肖华和张国清（2013）研究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限制对外报告信息的故意操纵，降低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中无意的程序和估计差错风险，可以有效地对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降低内部代理成本，有利于创造和保持高持续性的盈余；同时，更高的盈余持续性与更高的公司价值相关联。他们以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所提出的假设，即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持续性正向关联，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也正相关。

李万福、林斌和林东杰（2012）从企业内部控制角度出发，考察了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财务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财务困境具有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更可能陷入财务困境；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越多的公司，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这些经验证据表明，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在现实中确实能有效规避财务困境，表明了当前监管机构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决策是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戴文涛、纳鹏杰和马超（2014）利用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2011年和2012年内部控制指数和各目标分指数，研究了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风险越小；企业内部控制各目标控制质量和企业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任何一个内部控制目标没有实现都会增加企业风险。

（6）公司投资

Cheng、Dhaliwal和Zhang（2013）以SOX法案实施后对外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财务报告中所披露的内部控制如果无效，则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在对外披露内控缺陷信息前，这些公司如果受到融资约束则会谨慎投资，表现为投资不足；如果融资不受约束，则会过度投资；在披露后，公司的投资效率将会显著提高。

于忠泊和田高良（2009）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与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与审核没有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或影响力很弱。同时，自愿性的披露和审核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效率没有显著的提高；且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披露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内部控制的好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披露的信息含量较低。李万福、林斌、杨德明和孙烨（2010）将企业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的投资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水平有助于减少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导致的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能有效地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行为。李万福、林斌和宋璐（2011）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更好的公司更不容易出现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问题。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抑制公司过度投资，亦有助于减轻公司投资不足，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孙慧和程柯（2013）通过划分政府控制层级研究了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显著地改善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中央政府控制上市公司改善效果更为显著。袁晓波（2013）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的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更加显著。

方红星和金玉娜（2013）以A股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内在机理，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和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和操作性非效率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和民营企业的过度投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地抑制上市公司的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地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在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方面存在分工效应。徐虹、林钟高和李倩（2014）实证研究表明：①供应商与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说明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在带来关系租金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企业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衡量，才能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越有助于抑制关系型交易带来的非效率投资，说明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可置信承诺，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控制和降低风险，提高信息披露的可信度，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抑制关系交易引发的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