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的关键融资风险之间是有内外关联的。

第一，尽管可能出现其他风险，关键融资风险通常集中在前文讨论的10类，而且根据20个案例风险事件的表现，这些关键风险之间有一些相关性。例如，政府决策与信用风险可能导致不合理的项目选址，从而恶化周围环境引发公众强烈反对，即民意风险，这最终可能导致合同变更风险。又如，当垃圾供应风险、费用支付风险或技术风险出现时，项目成本或收入可能改变，由于没有政治或法律保障项目运营，项目可能会修改原有合同。

第二，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成分对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发展依然是一个严重限制。它所带来的垃圾供应风险直接导致技术风险、合同变更风险和运营成本超支风险。由于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和垃圾分类意识的薄弱，垃圾成分问题对于垃圾焚烧发电是个巨大挑战。

第三，我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仅缺乏既有技术能力又有管理经验的专家，还缺乏创新的金融产品融入合作。例如，保险资金参与PPP融资有巨大优势，保险资金量大，收益要求合理，供应稳定，投资期限长，如通常有10年以上期限的寿险产品；同时，PPP项目资金需求量大，收益相对稳定，建设期限长，若平衡好交易结构设计、收益分配和风险控制，保险资金是PPP融资的强有力方式。目前，我国保险资金已参与过多个PPP项目，包括2008年投资160亿元参与京沪高铁建设，成为第二大股东，2010年以150亿元合同规模参与南水北调工程等，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却没有相关合作，仍旧是单纯的企业银行投融资。

PPP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我国交通、水处理、传统电力发电等不同领域，但PPP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依然处于初始阶段，也遇到了很多融资风险问题。以上讨论的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基于对20个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的风险事件的归纳及上海天马融资风险分配及应对机制的重点分析，本章针对10个关键融资风险，从政府和私营企业两个角度，总结了各自的防范策略。

针对政府信用风险，政府应建立稳定的公众监管机制，提升政府信用和绩效评估系统，规避个人追求政治收益的贪污腐败；私营企业应以书面形式获得政府信用支持，通过在合同中确定义务权利来寻获政府保障，并与政府机构保持联系，获取最新相关政策。

针对法律与政策风险，为避免不同政府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政府应设立清晰的政策目标；企业应在合同中明确风险的影响因子（如政府官员的替换等），从而减少潜在损失，同时，在合同中包含特许价格提高或特许期延长的补偿条款。

针对技术风险，政府应跟上最严格的国际标准，采用有效的投标过程选择合格有经验的私人参与者；企业应仔细分析当地城市固体废弃物的特点，采取适合的技术，推动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研发，提升员工技术训练水平。(www.daowen.com)

针对环境风险，政府应严格监督整个排放过程，谨慎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分类，开展常规和突击检查；企业应根据法律规定控制排放，谨慎报告排出的污染物。

针对民意风险，政府应调查并评估项目引发的问题，咨询公众并在合适的时机举行公开听证会，对临近发电厂的居民做出合理补偿；企业应对当地居民开放运营信息，提高运营期间的透明度和公众度。

针对垃圾供应风险，政府应设置完整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分类系统，建立合适的法律与政策限制垃圾倾倒，在基础设施上做更多投资去提升垃圾分类质量；企业可以签订“照付不议”协议确保项目回报，并24小时监管记录城市固体废弃物热值。

针对费用支付风险，政府可以贯彻全国统一上网电价政策；私营企业可以与政府达成协议，对逾期支付追加费用，同时在税收上获得更多优惠，增厚投资回报的安全垫。

针对运营成本超支风险，政府除了减免税收外，可以适当对私营企业予以补贴，例如对通货膨胀等提供价格补贴；私营企业应密切关注设备与试剂的动态价格变动，随时做好调整工作，确保投资能够顺利获得最初设定的目标收益率。其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损失控制，即利用期权期货交易平台提前锁定大宗物料价格，将物价上涨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针对支持性基础设施缺乏风险，主要是政府应考虑投资更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PPP项目建设运营。

针对合同变更风险，双方可在合同中确定：政府应对由其变更合同导致的成本增加及时间延误负责，任何私营企业的变更都应得到政府部门批准，否则，特许经销权将被终止，私营企业应付押金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同时，可考虑项目分段融资、建设、运营，分段获得收益，缓解合同变更风险对整个项目的影响，并且可以更好地依据不同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和利益追求，采用差异化融资结构吸引更多投资人，实现共赢，降低单个投资人变更合同对整体的影响。例如，北京地铁十六号线创新使用的“股权融资＋特许经营”复合型PPP投融资模式，将16号线总投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引入保险股权投资；另一部分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社会投资者（香港地铁）作为特许经营的合作方，进行初始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