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是由海关代表国家，按照国家制定的关税政策和公布实施的税法和进出口税则，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在国家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历史中，关税是最早的一种税收。所以在古代，各国关税一般都发挥了应有的财政作用。然而到了16世纪，欧洲国家关税职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保证关税财政职能的同时，向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职能飞跃。当时欧洲国家谋求富强和独立，新兴资产阶级为加强资本的原始积累，合力促成了重商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各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把保护关税作为推行重商主义的主要手段。他们通过对工业品重征进口税、减免出口税，对原料和食物重征出口税（甚至禁止出口）、豁免进口税，以此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保证贸易顺差，使货币源源流入国内而不流出，从而达到增加财富的目的。

重商主义的流行推动了商业、随后是工业的空前发展，在实行重商主义最有成效的英国，最早开展并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场”，其工业在世界上取得了决定性优势，从此不需保护，到了1860年，英国已完全成为自由贸易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重商主义逐渐衰落，强调自由竞争的自由贸易理论逐渐流行。自由贸易的流行，要求在关税方面实行自由政策。英国的关税自由程度在当时是最大的：对出口货物实行免税，在进口方面，“其课税物品，向仅四十余种，余皆无税进口”，可见当时英国虽然也征税，但只是出于财政关税目的，并没有保护关税的意义了。

可在当时，实现完全意义上自由贸易的国家只有英国，德意志经济学家李斯特在研究了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后，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关税政策只适合工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实行自由贸易、采用自主关税政策，会使本国经济的发展受到摧残。于是很多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恢复了关税保护政策。但此时的关税保护政策己不同于重商主义时代了，重商主义时代的关税保护政策着眼于保持贸易顺差、增进国家财富，而现在的关税保护政策致力于促进国内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

当西方关税职能初由财政性向重商主义的保护，再向产业的保护职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时候，直到清中期，中国仍沿袭着数千年来统治者对关税的东方式特色认知和理解。他们不把关税的财政职能放在首要位置，更没有利用关税来保护财富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概念。相反，只着重关税的政治功能，运用减免关税的政策来怀柔远人，维护“天朝”体面，提高“天朝”威望，这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作法。历朝历代，不管其比例的大小，政治性很强的朝贡贸易都存在着，这种朝贡贸易不但有“厚往薄来”的特点，而且为表彰长途跋涉来“天朝”朝贡的番国的忠心，往往给他们以私商所没有的待遇——减免税待遇。(www.daowen.com)

至清前中期，中国仍沿袭以往的传统，如在《粤海关志·夷商》中，有这样的训谕：“天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务随时查看情形，固不可与国体有妨。”在商税前加上“区区”两个字，当然可以看出统治者并不怎么重视关税的财政职能，所谓的“国体”，也并非国家体制，而是国家体面的意思。足见与关税的财政职能相比，它的政治职能是多么的重要。清中期以后，鸦片走私问题日益严重，中国白银内流局面很快转变为白银外流，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都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于是道光年间，很多人都主张通过闭关、弃税来制裁英国人，迫其放弃鸦片走私。1829年，道光帝也说：“即少此一国（英国）货税，于国帑所损无几，而洋烟不入，官银不出，所全实多。”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义律不断挑起与清朝水师之间的冲突。道光帝又谕令林则徐以闭关、弃税来打击义律的嚣张气焰，为了消除林则徐的顾虑，道光帝一再对林则徐强调，“至区区关税，何足计论”，“区区关税之赢拙，朕所不计也”。

鸦片战争惨败后，清廷被迫实行五口通商，但是在关税思想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没有放弃关税的所谓“政治”职能。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咸丰皇帝对条约内“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四项颇有悔意，尤对公使驻京一项耿耿于怀。在此后议和大臣桂良、花沙纳、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法商议通商税则时，咸丰帝试图以全免外国进口货税为条件，推翻《天津条约》各条款，实际上是想通过放弃关税的做法来控驭外夷，把外国势力限制在东南沿海，以达到维护内地尤其是京师安全、确保天朝体制的目的。在谈判过程中，咸丰帝特地叮嘱桂良等人“不可于初定办法之外，另筹省事之法”，否则就会“自于咎戾，无裨大局”。对此，议和大臣们“明探暗访，方知纵能免税，亦难罢弃条约，故未敢遽行宣露”。

总之，传统中国总把关税政治职能放在第一位，用免税手段来怀柔远人，市惠藩属，体现了封建王朝虚骄自大的心理。至晚清咸丰帝时，关税的“政治”职能无疑被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也正是咸丰帝时我国的关税主权被彻底束缚了，以后清朝人已没有运用关税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