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关洋员与西学东渐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大潮，海关洋员作为中国政府机构的雇员，凭其有利的文化背景和跨文化的生存体验，积极参与了西学传播，主要途径除有参与创办京师同文馆以及支持在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等口岸创办多所近代学校，推动近代最早的出国游学考察，支持广学会，创办近代新式报刊等外，还翻译西方专著，编写西学教材等。下面对赫德及一些重要海关洋员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和影响予以介绍。

赫德 同文馆、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晚清西学传播中最有影响的三驾马车，而其中的两架与赫德及海关的关系颇为密切。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学学校，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和翻译教科书，多年来，学界把同文馆的设立完全归功于以奕为领袖的洋务派，但实际上，海关总税务司的作用是关键的。同文馆的经费、人事和课程设置都均受赫德的实际控制和影响，因此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曾说：“在学院来说，他（赫德）堪称是同文馆之父，而我则是一个奶妈。”以赫德为首的众多海关洋员参与同文馆的管理和教学活动，顺应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各种西学要求，不仅培养了一批西学和洋务人才，而且对中国传统教育、科举体制影响深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华传播。

广学会是1887年11月1日在华基督教徒在上海成立的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初名同文书会，1894年正式称为广学会，广学会最早的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他是海关税务司庆丕的岳父。广学会一成立，赫德就出任该会董事会会长。从1888至1911年赫德去世为止，赫德连任会长二十一年。广学会设立的目的，就是编译、出版书刊，向中国介绍西洋文化，以启迪民智。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杂志，对促进维新思想的传播，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丁韪良 国际法知识是近代中国走出封闭及与世界打交道的需要。《万国公法》作者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担任驻欧洲外交官，1847年回美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万国公法》是其重要著作，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著作，在欧美饮誉一时，尤其是在英国被列为外交官候选人的考试教科书。赫德曾翻译过其中部分内容，丁韪良到北京后，应赫德之邀并由海关付酬，于1864年完整译出和出版。《万国公法》共四卷，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对于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的中国来说，自然是闻所未闻。它的问世，从理论上打破了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观念，引起知识界的关注。很快，《万国公法》成为中国各通商口岸官员和一切涉外人员的必读之书，颇受推崇。1864年，恭亲王奕在拒绝同意普鲁士扣押一艘丹麦船时，曾引用该著作中的有关条款。国际法的引进及应用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步入国际大家庭的进程。

艾约瑟 赫德致力于西学的启蒙教育活动，他亲自选择的介绍西方史地文化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嘱海关译员艾约瑟译成汉文，艾约瑟在1880年正式脱离教会转到海关工作，五年内利用业余时间译成西学启蒙书16种：《地志启蒙》《地学启蒙》《身理启蒙》《化学启蒙》《天文启蒙》《辨学启蒙》《罗马志略》《格致总学启蒙》《地理质学启蒙》《格致质学启蒙》《动物学启蒙》《植物学启蒙》《富国养民策》《希腊志略》《欧洲志略》《西学略述》。这些书都是按照当时英国最新大学教科书分别译成，最后一本是艾约瑟博考简收多种书籍编译而成。为扩大影响，赫德邀请李鸿章、曾纪泽作序。李鸿章在序言中写道：“艾君之妙笔与赫君之盛心并足不朽兮”，“赫君在华综司关榷三十年，勤能公廉，闻于中西，与华固相习也，而与余相知尤久”。书印刷后，赫德马上在朝廷王公大臣中广为散发，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启蒙影响。如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是维新派最倚重的人物，赫德在1888年8月西学16种书刚刚印毕，就给翁同龢送去了一套，使其成为这些启蒙书最早的读者。

德贞 同文馆较早开设了医学生理学讲座，第一任医学生理学讲座教习是英籍传教医士德贞。德贞编译的《全体通同考》1886年由同文馆出版，共计12册，18卷，其中有图谱3册，收图356幅，其中目录分类与现代解剖学相同。1875年他出版过一本《解剖图谱》。此外，他还编译有讲解西洋药物学的《药材通考》、生理学的教科书《全体功用》（有图解）、《医学词汇》《药物及治疗学》《眼及其疾病》《格雷氏解剖学》等十余种中译本。

20世纪初的中国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相比，可清楚地发现，在学术方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无一不是西方的体系。连历史悠久、素称发达的中医学领域，也受到西医的挑战。毋庸讳言，中国在某些方面西化了。而其中，近代海关拥有晚清西学东渐三驾马车中的两架，总税务司赫德既是一个新式教育机构的教父，也是三个出版部门的教父。暂且不管当时海关洋员西学传播活动的动机，其客观效果顺应了当时西方文化传播扩张的主流和中国面对挑战产生的内部改革需求，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中介桥梁，为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做了大量有益工作。(www.daowen.com)

2.海关洋员与国际汉学

汉学主要是指外国人（尤其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方面研究中国的学问。众多海关洋员在华长期工作期间，在受到总税务司中国化的要求背景下，成为权威的中国通。因工作需要及个人兴趣，他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著述颇丰，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历史、文献目录、文学艺术、地理学、民俗学、动植物学、中医、法学等诸多领域。少数早年曾在海关供职的洋员如威妥玛、夏德等，后来还被西方高等学府聘为汉文教授，成为学界公认的著名汉学家。海关洋员的成就，对国际汉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下面略举几位有影响的海关洋员，来说明他们在国际汉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夏德（F.Hirth，1845—1927年），德国人，博士，1870年考入中国海关，先后在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宜昌、重庆等海关任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1902年出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著有《中国的铜镜》《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等汉学专著，在中国海关任职期间曾编写“Text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一书，作为海关洋员学习汉语的教材。夏德最早从学科的角度对德国当时的汉学研究提出批评，强调除语言学科外，还应发展应用文字学。夏德还对传统汉学传入美国也起到了推动作用，1902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曾是胡适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鉴于夏德在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他所处的那个时期，曾被西方汉学界称为“夏德时代”。

冯·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中文名为沙谔文，出身于奥地利一个高级军人家族，1901年进入中国海关任职，后来经赫德推荐成为奥地利驻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等地领事馆的外交官。其间赫德一头扎进中国古典文献之中，打下深厚的汉学功底。他提前从待遇丰厚的职位上退休回家，就是为了潜心遨游于中国古典文献之中。他的汉学贡献，首先在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特别是李白、杜甫、韩愈的诗歌几乎全部由他译成了德文。他自己说，他翻译的作品是纯粹给学汉学的人看的，而不是面向普通的德语读者，因而是学术性而不是普及性的。他在翻译诗歌原文之外，还旁征博引、解释典故、考释出处。用中国朴学的方法来研究唐代诗歌，查赫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人。查赫是地地道道的业余汉学家，他不曾在大学任汉学教授，也没有在博物馆或图书馆谋得职位，与威妥玛、夏德、费正清等在西方名牌大学任教的汉学家不一样，因此有人称其为“大墙外的汉学家”。

费正清，作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开山祖”，一生著作等身，他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费正清于1927年考入哈佛大学，1929年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时费正清结识了曾长期任职中国海关、退休后定居英国的马士。马士鼓励他坚定研究中国的信心，在其影响下，费正清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32年费正清来到中国，曾在税专学校教授过历史。在华期间他进修汉语，走访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海关洋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深入了解通商口岸社会发生的历史变迁，为写作博士论文提供了更多感性认识。1936年费正清回到牛津大学，以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被哈佛大学历史系聘用，开始了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生涯。费正清的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该书序言中，费正清指出：“许多新的研究都是在马士的基础之上，做了局部的补充。”在费正清的努力和影响下，哈佛大学成立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之后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取代欧洲成为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中心。

西方汉学的发展当然与欧美国家政府对华外交、经济的需要有必然的关系，但也与来华海关洋员的成果有一定关系。近代海关洋员和同时代的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一样，成为中国国门洞开后中西方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