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关洋员群体概况

海关洋员，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府机关中出现的一个人数不少的外籍群体。1854年江海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引入洋员的海关，但在1862年前，海关洋员的招聘任用还没有明确的规章和固定的招聘渠道及程序。1864年赫德拟呈《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并经清政府批准生效，这是中国海关雇佣外籍人员的第一个管理办法，其中对总税务司的招募权利和义务首次作了明确。19世纪60年代，由于外籍人员严重紧缺，赫德不得不求助于各国驻华公使及外国政府代为选送。十年之后，随着中国海关知名度与日俱增以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的建立，遂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招聘程序和原则：即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准入机制，效率能力优先和熟悉汉语者优先原则，但同时兼顾“国际原则”，根据各国与华贸易量而按比例分配职员名额。

通过上述招聘方式，海关洋员群体队伍不断壮大。1875年海关首次对外公布职员人数时外籍人员为408人，又过了三十多年，到1909年已达到了1 469人，这是外籍职员人数最多的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中国民族意识高涨，海关用人制度不得不稍作改革，采取了停招措施或减少外籍职员的招聘，到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海关外籍职员减少到234人。1950年外籍职员彻底从中国海关消失。根据历年《新关题名录》或《海关职员录》计算，1875—1948年海关洋员的总人次将近7万人。与同时代的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商人、传教士、军人、学生、技术人员等在华外侨相比，海关洋员是一个人数不少的群体。

海关洋员来自不同国家，国籍最多时达23个，因此近代海关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同时洋员们的出身家庭、文化背景也不同，个人经历和学识层次也有差异，来华动机也十分复杂，绝大多数洋员进中国海关并不是外国政府的指派行为，更多的出于个人动因。大量海关洋员应聘来华的动机不纯是报效祖国，进入海关工作只不过是他们职业奋斗生涯中的一个阶段。进入海关后，因有着共同的职业归属感和生活圈，这些海关洋员确曾形成了一个职业群体。

2.中西文化桥梁功能(www.daowen.com)

因海关洋员大多数来自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上升通道的西方国家，在他们身上可以普遍看到西方人那种积极进取、讲求效率、注重信誉的商业精神和自由、竞争、平等、民主精神，可以看到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敬业精神，所以除参与正常的海关业务范围外，他们在华工作生活期间，还给当时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如向中国传入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及制度文明，发挥了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功能。

赫德曾经说过“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达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他早期常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哪些西方文明的产物能最有利于中国，用什么方式使这些不同的事物最有效传入（中国）。”1864年总税务司第8号通令中规定，税务司署有一项义务，即向中国传播进步思想和文明，要求各地海关税务司做“进步文明的代表”，税务司署必须“寻求唤醒这个文明中的一些兴趣，把西方经验证明能普遍产生有益效果的文明介绍进来”，“任何人都既不应忘记自己是进步文化的代表，该文化几乎各方面都与中国的文化不同；也不应该压抑拟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的本性以及介绍作为西方经验已证实确能获利的手段”。与此同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中国处于大变革时期，海关洋员作为受聘于中国政府机关的“客卿”群体，通过交往、参与、观察，也记录下了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迁。有些因工作需要或个人兴趣，经长期在华经历的积累，还成为一名“中国通”，对中国问题研究著述颇丰，因而也成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工具之一。

总之，海关洋员参与的诸多中西文明和文化的传播活动，不乏出于同情或试图帮助中国走上近代化之路，迎合当时中国近代化的内部需求，但根本还是与从自身工作、生存、适应、民族优越感出发，出于海关机构和个人、群体的生存发展需要。正如赫德所说：“我过去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使海关站得住脚，并且不放松任何机会来扩张它的根基，从而保证它的稳定。”还要指出，海关洋员的文化传播行为，只是他们诸多活动中的一个“副产品”，他们对沟通中西关系、增进理解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现代文明，给西方捎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仅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文化传播中部分海关洋员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应加批判。下面以中西学术交流为例，具体讲述海关洋员在西学东渐及国际汉学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