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关作为一个税务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税务工作。戴一峰先生著有《中国近代海关与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详细分析和评价近代海关在中国财政历史演化中的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在中国近代海关发展史中，海关与财政的关系一直占据最重要地位，它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是不断扩展其征税范围和权力，二是不断密切其与外债和赔款的关系。前者使它愈来愈多地囊括中国的税源，成为中国财政收入之支柱。后者则使它愈来愈紧地与侵华资本相勾结，极力操纵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命脉之能事。下面概述近代海关税关收入和分配对中国财政及外交关系的影响。

1.近代海关建制至甲午战争

粤海关志记载，从1820至1838年，关税收入通常在140—150万两。《清史稿·食货志》载1842年政府岁入银为3 714万两，以此推算，关税占国家财政收入为4%左右，虽非毫无分量，所占分量不重。从五口通商而后到新关局部建立再发展至正式建制，厘金洋税逐渐跃为收入大宗，但具体数字资料不详。

自外籍税务司制度在全国确立，海关业务渐入正轨后，税收激增，至1862年已增至663万两。据海关的报告，至1872年虽不包括船钞也已超过1 000万两。随着通商口岸的连续增开和洋药厘金的征收，至1887年则已超过2 000万两。由刘岳云的光绪会计表岁入总表，刊于《皇朝掌故汇编》者核算，1890至1894年关税收入约占总岁入的20%上下，洋税成为逊于地丁，与厘金互为消长，占总岁入第二、三重要的项目。

新增税收的洋税，财政支付的最初原则是分成十成，其中四成解交部库，其余用做扣还洋款即赔款和外债所用。至1865年，原应赔缴洋款已经扣完，即除解交部库的部分外，其余仍留在各关，以备支应各种重要拨款所需，如海防经费、出使经费、同文馆经费、河工、京协各饷等。此外，海关本身经费为一笔大数，常占关税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海关行政费用太高，主要高在洋员待遇。但以最早将海关行政权委之于外人的决策者想法，仍是合算的，因为待遇福利好，成本虽高，但收益也高。去掉大约一成上下的“成本费”，其余部分悉入国库不入私囊，从收税充裕中央财源的观点来看，还是划得来的。有清一代，海关经费占关税收入的成数并未减少。

2.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

甲午战争以后，岁出激增。当时中央政府年总收入仅在9 000万左右，为筹措2亿赔款及3 000万两的赎回辽东半岛巨款，以国库收入来支付，决无可能，不得不大借外债。于是向俄、法、英、德等国筹借了三笔大外债，均以关税为担保。《辛丑条约》签订后，战赔更超过《马关条约》的议定。

为筹赔款，在海关的制度、关税的税率税则等方面均有改变。综合马士、赫德所做的财政统计，1901至1905年岁入为1亿两上下，岁出则为1.3亿余两，赤字年年增长。其中海关税收激增至3 511.1万两，占岁入三分之一以上，比向为“国课”首位的地丁多出近千万两，遥领第一。关税激增的原因，除因进出口贸易额激增外，五十里内常关划归海关、进口各货核实值百抽五、金银货币行李以外的物品列入值百抽五项下等，亦使关税增加。至清亡前夕的1911年，关税收入为3 617.9万余两，而外债及赔款在4 100万之上，大部分靠海关税担保。但海关收入去除海关经费等项早已不敷，至再将部分百货厘金及盐课厘金全部交付担保。

3.北洋政府时期(www.daowen.com)

民国成立后，关税收入年有增加，1913年关税收入突破4 000万两。1926年海关税收达7 498.5万两，加上各种临时的附加税等则为8 043.6万两。但关税收入除继续赔付外债，海关总税务司成为外债代理人外，国民政府仍然筹借外债，其中以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为巨。合同之中虽然声明以全国盐务收入为担保，但与关税也有所关联。其第四款规定，将来海关所担保各款各债关税偿付有余时，即尽量先作为此项借款的担保偿还本利，而将盐务收入盈余部分归还中国。1921年以后，政府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又拨关余作为内债基金。

所谓关余，即海关及五十里内常关收入，除偿付外债、赔款，扣除海关、外交部、税务处经费之外的剩余。1918年时约有规银280万两，至1921年有600万之数。因关余问题，引发一系列政治纷争事件。1923年10月英、法、美、日四国公使抗议关余担保内债，中国的银行业与商业界也通电抗争所谓“外债牵动内债基金”之事。广州国民政府的孙中山，为支用关余截留粤海关关税，引起外国军舰开入广州省河示威。

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抗战时期

1927年后田赋划入地方税，但1931—1936年间，除1935年略超1亿元外，其余年份皆未超过9 000万。1929年后关税收入超过27 500万元以上，至1936年，则达40 700万元。虽然国税系统上向称关、盐、统，但盐及统税则远瞠乎其后。除1935年关税欠收外，其他年份的盐统二税总和亦未超过关税收入。由此可见关税在当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分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借外债较为谨慎，仅1933年所筹借的美国棉麦借款以关税附加税为担保。该时期的海关经费主要是仍居高不下的，洋员薪酬虽较晚清时代的10%上下略低，但仍属偏高。

5.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爆发后，沿海口岸海关为日人所占据，并对海关收入阻止汇解。抗战时期对外贸易大受影响，因此海关税收在政府财政中所居地位大为下降。从1937年占国税收入的47%，下降到1945年的2.4%。到1946年，关税在国税中的地位略为恢复，约占23.3%强，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源主要来自银行借垫款，关税未再占重要地位。

自清末，关盐税就充做外债及赔款的担保。抗战时期应付的还有庚子赔款、英德续款及善后赔款。因日本强夺沦陷区的关税并存放在日方银行，因此国民政府于1939年1月15日声明停付日本占领下海关应摊付的债赔各款。不过自1940年起，关税仍有偿付外债的记录，每年多则6 100万美元，少则1 500万美元，系偿付抗战期中美、英、苏等国的贷款。